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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传,毛泽东传

日期:2019-07-17编辑作者:www.qg777.com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一个凡人

乔布斯的亲生父母当年因为正攻读学位时非婚生子,不得不把乔布斯送给养父母一家收养。后来,他们还是结了婚,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叫莫娜·辛普森(Mona Simpson),这是乔布斯的生物学妹妹。不过,乔帮主这个妹妹也没享受到太多父爱,她5岁时,父亲就抛弃了她们母女离家出走。

直到乔布斯27岁时,乔布斯和莫娜兄妹俩才知道对方的存在。两个人明明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乔布斯还是发现,自己与妹妹无论是在长相、性格还是在任性程度上都有几分相似。乔布斯后来说:「我们是一家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每隔几天都会打电话给她。」

乔布斯和莫娜的生父阿卜杜勒·法塔赫·江达利是叙利亚人,生母乔安·辛普森是美国人。现在看来,他们的基因相当不错,不仅乔布斯是不世出的奇才,连妹妹莫娜也很有天分。莫娜后来成了小有成就的作家,发表过好几部小说作品。

莫娜的第三部小说名叫《一个凡人》,出版于乔布斯刚刚回归苹果的1996年。这部小说和她的第二部小说类似,写的也是一个女儿寻找生父的故事。不过,在这个故事里,父亲的原型似乎并非莫娜自己的生父。故事里的父亲是一个身价巨万、搞生物科技的企业大亨。按照小说里的描述,这位企业家「自恋、工作狂」,从开始就「不仅无法与他人苟同,甚至对他人的愿望和想法都丝毫不予考虑」,他的人生目标是「这个星球因为他的诞生而从此改变」。几乎每个读了小说的人都觉得,这个故事里的父亲就是乔布斯。

如果莫娜写的抛弃女儿的百万富翁真的是以乔布斯为原型,那小说里的父女多半就是在暗指乔布斯与自己的私生女丽莎之间的关系了。

从高中到里德大学,再到创办苹果公司,关于乔布斯本人的私生活有太多无法证实的八卦,甚至还包括与歌星鲍勃·迪伦的前女友琼·贝兹(Joan Baez)之间的绯闻。其实,当年帅气、洒脱的乔布斯有几个绯闻女友并不算什么新闻,和女友生下私生女却死活不承认才真正能体现乔帮主的真性情。

1977年夏末,当时与乔布斯保持了较长时间恋爱关系的女友克里斯-安·布里南(Chris-Ann Brennan)怀孕了。据说,22岁的乔布斯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像现在大多数初谈恋爱又不愿意负责任的淘气大男孩一样,坚决反对自己升级成孩子的父亲。

年轻人的恋爱纠葛,哪个时代都差不多。恋爱中的女人最容易受伤,最容易为情所困,也最能担起责任。克里斯-安就不像乔布斯那样只图快乐不负责任,她没有选择堕胎,而是决心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乔布斯为此恼怒不已,他不但断绝了和女友的关系,还拒绝承认女友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

1978年5月,孩子出生了,克里斯-安给女孩儿取名叫丽莎·布里南(Lisa Brennan)。就像一部肥皂剧里的老套情节一样,乔布斯无论如何都不承认丽莎是自己的女儿,还拒不支付抚养费。没办法,克里斯-安把乔布斯告上了法庭,要求他承担起一个父亲的义务。1979年5月,乔布斯终于同意做亲子鉴定。鉴定结果表明,乔布斯就是丽莎的父亲。可即便如此,执拗的乔布斯还是不接受法庭的判决,他死活不肯松口说丽莎就是自己的女儿。有一次,乔布斯甚至在法庭上发誓赌咒说:「我没有生育能力,没可能生出这个孩子。」

不知道当时乔布斯为什么拒不履行父亲的职责,这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一个敢作敢当的大英雄。要知道,在他拒不承认父女关系的那两年里,丽莎和她的母亲差不多是靠福利救济度日的。直到1980年,乔布斯才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法庭判决,承认父女关系。

丽莎后来一直跟母亲一起生活,2000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后移居欧洲,成为了一名记者和专栏作家。2008年,丽莎撰文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

「在加州,我母亲一个人把我养大。我们没多少财产,但她对我很好,我们也很快乐。我们总是在搬家,租房子。我父亲不但富有而且声名在外,后来,我认识了我父亲之后,也会和他一起度假,之后还跟着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年。在父亲这边,我看到的是另一种五彩缤纷的世界。父亲的世界和母亲的世界没有交集。每当我生活在其中一个世界时,我就会想念另一个世界。」

乔布斯就是这样一个凡人,一个有情有欲、有爱有恨的凡人。他也曾像不负责任的坏孩子那样置丽莎母女于不顾,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丽莎这个女儿,并给了她父爱。1991年,乔布斯和劳伦娜结婚,并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在2005年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演讲中,乔布斯承认:「劳伦娜和我拥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

  河堤终于在望了,看得见一盏透着暗黄色光芒的油灯,在雨幕中摇摇曳曳,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田文镜漫步走过大堤,见各处都平安无事,他悬着的心暂时放下了。他走进那亮着灯光的地方,他知道那是河道衙门设在大堤上躲风避雨的小棚子,却见只有几个民工在这里休息。他抖抖身上已经湿透了的油衣问:“怎么?就你们几个在这里?河道的官员为什么没来?”

  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这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那些高唱“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身上。这不仅因为毛泽东认为他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他问的是现任河道道台汪家奇。这时,一个满身水湿的人走过来说:“启禀巡抚大人,我们汪道台刚才派人送了信来,说他们家住在包府坑,那里地势太低,怕要进水。他正带着全家搬东西,待会儿雨下小了,也许他就会来了。”说着,恭恭敬敬地送上一杯水来。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

  田文镜勃然大怒,“啪”地把茶杯摔了个粉碎,他狞笑着说:“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喝水!”他站在那里也不肯坐下,停了一会儿,他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也是这里的民工吗?”

  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

  巡抚大人突然发了这么大的火,可把棚子里面的人吓坏了。几个民工小伙子看事不对,连忙跟斗把式地跑了出去。只有刚才递茶这位没来及跑,他低声下气地说:“回巡抚大人,小的武明,不是民工,而是这河泊所的管事。”

  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

  田文镜一字一板地说:“记着,我这就发出宪牌,从现在起,由你暂署河道衙门的差使!”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武明吓了一跳,他连连叩头说:“中丞爷,这可使不得呀!小的这个河泊所管事,是八品,离河道道台的四品官差着好几级呢!再说,汪观察他……”

  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以后这里不再有什么汪观察、汪道台了。八品也好,四品也罢,都是要人做的官,不是人,他就不能当这个官!”田文镜转过身来,对跟着他的戈什哈吩咐一声,“明天你进城去找着这位汪观察,告诉他,要他好好地看家,连鞋也用不着湿。叫他稳稳地坐在家中听参吧!”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远处似有人声,还有八盏彩绘的玻璃风灯走了过来。田文镜以为是那个汪道台来了,心想,你来得正好,省得我再叫你了。皇上对下边办事的人,从来都是说升就升,说贬就贬的,我这一手就是跟着皇上学的。

  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

  可是,他刚一抬头,就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走了进来,紧跟其后的又是两个不男不女的人。田文镜还没缓过神来呢,又有一个既普通而又特殊的人,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人他似乎在哪里见过,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

  就在田文镜眯着眼看的这功夫,站在他面前的人说话了:“怎么,你当了巡抚眼睛里就没有朕了吗?”

  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

  “啊?!”田文镜觉得眼前一亮,“万岁……臣田文镜……恭叩皇上金安!请万岁恕臣……”他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作法的。”①(①访

  雍正笑笑坐在一个小凳子上,饶有兴趣地看着惊慌失措的田文镜,又回头向外边喊了一声:“廷玉,你也进来吧。你的身子骨弱,比不得德楞泰和张五哥他们。哎,这位是谁呀,朕进来之前,听你们说得挺热乎嘛。”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武明刚刚还和田大人说话,一转眼间,棚子里又来了皇帝,可真把他吓坏了。其实,这个皇帝他已经见过多次了。这几天,老见他带上两三个人,到这里来转悠,时不时地还能和他说上几句话。武明以为,他不过是开封城里哪家财主的阔公子、阔老爷、到河堤上来看热闹的罢了。谁能想到,这个人竟然是皇帝呢?直到雍正问到他脸前,他才结结巴巴地说:“奴才叫武明。您就是万岁爷?这可是从天上下来的真龙啊!万岁爷您也太辛苦了……这么大的雨,您怎么会到这儿来呢……奴才不认识您,奴才的眼睛长到屁股上了……”

  采取什么办法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呢?八月十六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

  雍正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好好,说得真好……哈哈哈哈。哎,你是这里管棚子的吧,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吃的来,尽一尽你的地主之谊嘛!”

  八月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一早就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报道:

  武明连忙说:“能,怎么不能呢……不过,这里离城太远,就怕万岁爷等不及……”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

  “哎?谁叫你去弄山珍海味呢?你平常不吃饭吗?这里有什么,你随便弄点就成,最少也能给我们做点热汤吧。”

  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

  武明跑着出去了,雍正又说:“廷玉,你也坐下,田文镜你起来说话。”

  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

  田文镜站起身来,却一眼瞄见张廷玉和平日大不一样了。往常见到这位宰相时,他总是那么修洁,那么端庄,可今日浑身精湿不说,就连鞋子也全都泡透了,一坐下,地下马上就汪了一滩水。他心中正在诧异,雍正笑着说话了:“你不要再看了。张廷玉是淋着雨步行来到这里的;朕是张五哥背着过来的;而你这位巡抚大人,大概与我们全不相同,你是骑马来的吧?所谓的君臣分际,其实不过如此。这就是老百姓们说的,人和人不一样嘛。”

  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

  田文镜听皇上说到这里,突然灵醒了过来。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他爬起身来一躬说道:“不行!皇上不能在这里了。您听,外面风狂雨骤,雷电交加。请皇上和张大人立刻回城,由臣在这里守夜……”

  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

  张廷玉刚进来时,由于被河风吹得浑身几乎冻僵了,直到现在才暖和过来,看田文镜这紧张的样子,他笑了:“田中丞,你不要怕。河堤下就泊着皇上的御舟,洛阳的三十艘官舰也在这里护航保驾。你怕的什么呢?是不是你这个大堤不结实?我告诉你,开封城里也未必有这里更安全。”

  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

  雍正接过话头说:“田文镜,朕看,你自己心里就对这河堤不放心。你请朕进城,不就正好说明了,你自己就怀疑它能不能保得住吗?”

  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

  田文镜慌了:“万岁……要是这样说,臣可无言上对主子了——臣只不过为了预防万一……”

  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

  雍正站起身来说:“唉,难为你还有这样的心思。可是,你应该知道,朕要的不是‘万一’,而是‘万全’!你没有治过河,也不知道这条河的厉害。你这里下雨,淹的却是下游啊!告诉你,朕来开封已经六天了,就住在与你相隔几步之遥的老城隍庙里。朕看到,你自上任以来,没吃过一顿安生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朕知道你是个好官,是个清官,你办差尽心尽意,朕也全都知道。”田文镜听到这里,心里一热,刚要逊谢,却被雍正止住了,“但朕还是要说你。你的心思一半用在民政上,另一半却用来对付朕。你想得最多的,恐怕还是怎样讨朕的欢心。想千方百计地保住今年大河不决堤,想让别的督抚们挑不出你的一点毛病。朕说的是吗?”

  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

  雍正这话说得可真够尖刻的了,果然是句句诛心,针针见血。田文镜就是想辩,也说不出口来。但他想想自己的难处,却又不甘心受到这样的责备:“……万岁教训得是。臣不过是想,能保住今年不决堤,就能争得秋季一个好收成。这样,明年治河就有银子了。说实话,臣现在缺的就是银子……”他趁机把筹款的难处说了一遍,却没敢说出向臬司借钱的事。到现在他才突然想到,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说不定自己要被砸在里头;也是到现在他才明白,邬思道临走时说“可疑之利不可收,得之易时失之易”那句话,也许有点道理。

  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雍正听了田文镜的话,却看着张廷玉笑了:“廷玉,你听见了吗?朕决心清理亏空,看来竟要落个守财奴的名声了。”

  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①(①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张廷玉正色说:“田文镜,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治河是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户部也有这项开支,你有难处应该早点向户部申明的嘛。或者具折奏明,或者去找上书房都行。这么大的事凭你一人、一省之力,是不可能办好的呀!”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田文镜咽了口唾沫:“张大人说得是。其实下官一上任,就连着给廉亲王上了两个禀贴,请他关照户部。也许是我上得晚了,也许是八爷事忙还来不及处置。可汛期将到,我这里等不得呀。实在没法,我才先从本省筹措一些。区区苦衷,还望皇上圣鉴。”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雍正却不愿把话题转到允禩身上,他略一思忖便说:“治黄就要从根上治。你要依照当年陈璜和靳辅那样,从上游直到下游,一段一段地治理。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治表,更要治里,表里兼治,才能有成效。朕治过水,也遭过水难,还在水里泡过两天两夜哪!朕看你修的这个堤,就是勉强能顶得过今年,它也顶不过明年。黄河洪峰下来的情景,大概你没有见过。你这个堤,就像是个软皮的鸡蛋,一捅就全破了!朕敢断言,就今晚下这点雨,兰考那里的大堤就会全部决口溃倒了的。”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雍正这番话和邬思道说的竟然如出一辙,让田文镜大吃一惊。他现在有点后悔了,前几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火气呢?不过,他多少还存着点侥幸,李卫大概还不至于向皇上报告这件事。邬瘸子是李卫的老师,又不是皇上的老师,皇上哪能问到他呢。

  “八一八”大会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正好,那个武明送吃的来了。瞧着他那满头大汗的样子,又看看他端上来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还有两条肥美鲜嫩的黄河鲤鱼,皇上可真是高兴了。他马上就说:“好好好,真是难为你了,做得又快又好。武明,你去把这鱼赏给外面的侍卫们。哎?有什么热汤没有?”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十分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有些人更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为所欲为,造成骇人恶果。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

  武明走上前来说:“万岁,您瞧这连天大雨的,黄河里的水早就喝不得了。幸亏,我这里接了点雨水,可是,还得用明矾澄澄再用啊。咱们这小地方,比不得皇宫,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只有一道说汤是汤,说茶就是茶的,万岁爷您尝尝,看合不合口。”他一边说着,一边就着一个硕大的茶壶,倒出了一碗粘乎乎,热腾腾的面汤样的东西,双手捧着,呈在了皇上的面前。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张廷玉上前一步拦住了:“万岁,这汤先赏给臣尝尝好吗?”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八月二十日,他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①(①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109号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20日。)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雍正笑了:“哎,你也太过于谨慎了。这个天不收地不留的地方,难道还会有人来害朕?再说,张五哥他们又还能不去监厨?”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说着,他端着汤碗就喝了一口,而且立即就大声夸赞:“好香啊!朕还从来没喝过这样的好汤呢!武明,你过来,对朕说说,这叫什么汤?”

  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武斗现象十分普遍,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武明笑了:“万岁,这是我们这里武涉县的特产,叫做油茶。我们这些干活的人,累了,渴了,乏了,饿了,吃的全是这个,不是什么稀罕物。”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当李富春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①(①《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

  雍正刚端起碗来想喝,却突然回过头来问田文镜:“邬先生大安吗?”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田文镜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皇上怎么会问到邬瘸子了呢?听皇上这口气,这邬思道还不是个凡人。要不,皇上说到他时,为什么只称先生而不说名字呢?

  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冲击到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肆意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①(①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因红卫兵的无知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些人仍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于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那种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责难和攻击被迫一再检讨,而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到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

  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

  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

  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

  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

  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

  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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