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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双雄,巴黎岁月

日期:2019-07-13编辑作者:www.qg777.com

濒临绝境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本书的开头。

1997年夏天,重新回到苹果的乔帮主被董事会任命为临时CEO。

我们已经知道,那时的乔帮主差不多是这个星球上最纠结的人。一方面,苹果内忧外患,濒临破产;另一方面,曾被苹果无情抛弃的乔帮主,在12年的漂泊后依然痴心不改,钟爱着苹果。

就算乔帮主是神,在1997年夏天,他也不过是个刚刚与昔日「恋人」破镜重圆,却对未来充满迷茫,进退维谷的神。

1997年,硅谷编辑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说:「苹果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救星,这个人必须同时是伟大的管理者、预言家、领导人和政治家。惟一称职的人,也许就是耶稣,不过他在2000年前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公司CEO查尔斯·哈格蒂(Charles Haggerty)则揶揄说:「苹果还有救,但你得把上帝请来。」

但我们也已经知道,在那之后的10年里,苹果经历了一个神妙奇幻、举世瞩目的复活历程。如果接连出现在世人面前的iMac、iBook、iTunes、iPod等神奇产品还不足以撼动整个世界,那么,2007年,距乔布斯回归整整10年后,苹果直接「砸」在这个星球上的iPhone手机,就是那枚宣告乔帮主重新君临天下的重磅炸弹。

2010年5月,苹果超越微软,成为地球上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无可争议地回到了IT霸主的宝座上。

真的,也就是10年的时间,乔帮主做到了只有上帝和耶稣才能做到的事。

问题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苹果是一家以乔布斯的回归为分水岭的神奇公司。

乔布斯回归前,苹果的常态是隔三岔五地炒掉自己的领导人;乔布斯回归后,苹果的常态是隔三岔五地发布震惊世界的产品。

1981年,苹果请来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迈克·斯科特用黑色星期三大裁员为自己的苹果之路画上了惨淡的句号。1985年,Macintosh销售危机让CEO和创始人反目成仇,乔布斯被斯卡利驱逐。可乔布斯的离开并没有改变苹果CEO的悲催命运。除乔布斯以外的苹果历任CEO里,其实斯卡利还算得上是命最好的一位。

乔布斯离开后,斯卡利在技术上更多依赖来自施乐的两位计算机科学家──阿兰·凯和拉里·特斯勒。在产品销售上,斯卡利除了继续保持苹果在教育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尝试向出版、设计等专业领域扩张。

1989年9月发布的Macintosh Portable便携机,似乎给委靡不振的Mac电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销售形势一度复苏。1991年10月,苹果发布真正意义上的笔记本电脑PowerBook,拉动苹果电脑的市场份额小幅回升。从1989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虽然在正面战场不能和微软、IBM阵营抗衡,但斯卡利还是凭着出色的迂回战略,把苹果带入了自Apple II王朝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看着公司小有起色,斯卡利开始飘飘然起来。他觉得,即便没有乔布斯,他斯卡利也可以做一些乔布斯曾经做过的,用技术改变世界的「大事业」。

斯卡利很快发现了「改变世界」的机会。苹果工程师史蒂夫·萨科曼(Steve Sakoman)正在研制一款只有一本书大小的电脑。斯卡利眼前一亮:如果当年乔布斯和沃兹把电脑变成一个纸箱子大小就足以改变世界,那么,我斯卡利如果能把这款书本样大小的电脑推向市场,不就比乔布斯更伟大了?

斯卡利安排苹果研发中心ATG的创建者拉里·特斯勒负责这个项目,还给这款书本大小的产品取了一个科学家的名字──牛顿(Newton)。

1992年1月,在拉斯维加斯的美国消费电子展(CES)上,斯卡利在讲台上学着乔布斯当年的模样,向公众隆重介绍了牛顿的产品概念。斯卡利把这种全新的产品概念称为个人数字助理(PDA)。

站在讲台上,斯卡利兴奋莫名。他激动地告诉大家,PDA将彻底改变人们对电脑的理解,也将开创一个全新的市场。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可以利用这些体积小巧,甚至可以塞进口袋的电脑,随时随地连接网络,处理个人事务,或者办公、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斯卡利还声泪俱下地作出了一个也许会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极品预言:

「PDA所开创的市场,在不远的将来,将达到3,500,000,000,000美元的规模!」

没错,我们没有听错,也没有数错。斯卡利说的是一个3.5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

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卡利的预言并没有错。他所发明的PDA概念在几年后由一家名为Palm的公司发扬光大,生产出了销路不错的PDA电脑。但Palm只红火了几年,PDA的概念就被智能手机所涵盖。黑莓等智能手机的兴起让PDA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又过几年,风水转回苹果。无论是惊世骇俗的iPhone,还是头一年就卖出1000万台的iPad,骨子里其实都残存着一些PDA的遗迹。

斯卡利的错误在于,他在一个不正确的时间,用了一个不知所云的天文数字,试图预言一个根本就不属于自己的机遇。牛顿上市后的惨淡业绩和斯卡利信誓旦旦预言的3.5万亿市场规模相差实在太远,以至于公众和媒体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斯卡利是个头脑清醒的人。

《商业周刊》撰文嘲笑斯卡利所吹嘘的PDA市场只是一个虚无的泡影:「PDA所代表的也许并不是『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而是『多半会再次悲剧』(Probably Disappointed Again)。」

1992年后,PC阵营越来越强,Mac在图形用户界面方面的优势逐渐被微软的Windows赶上,苹果重又跌入低谷。困境中的斯卡利甚至想过把公司卖给IBM或AT&T,但合作谈判都无疾而终。

1993年,苹果裁员2500多人,整个公司薪水冻结,又一个冬天降临。在苹果,这通常预示着,又有一位领导者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6月,斯卡利被解除了CEO职务,内部提拔的迈克尔·斯平德勒(Michael Spindler)成为新任苹果掌门。

斯平德勒是个身高体壮的德国人,因为可以连轴工作不休息,人送外号「内燃机」。可勤勉不一定代表有才,拼命往往是无能的同义词。斯平德勒也许懂些产品和销售,但几乎不懂什么技术,对管理和运营也笨手笨脚,常常顾此失彼。他还不喜欢像乔布斯那样在媒体和公众面前展示个人魅力,反倒是一遇到棘手的事情就浑身哆嗦,一站到讲台上就背脊出汗。

斯平德勒当苹果CEO的几年里,微软借助Windows 95正式宣告了苹果在电脑大战中的败局。IBM、英特尔和微软阵营毫无争议地胜出,个人电脑的发明者苹果只能龟缩在7%上下的一小块市场份额里苟延残喘。

1995年,单单最后一个财季的亏损就达到6900万元。1995年,全公司45位副总裁里就有14位离职,更多的高管在为自己的将来作打算。1996年1月,斯平德勒不得不再次挥舞起裁员的利刃,1300多名员工离职。

在苹果目睹了这一切的李开复评价说:「那时的苹果是一家失去灵魂的公司。乔布斯离开了公司,灵魂也就丢失了。惨不忍睹的财务报表,一项项有用的创新无法推向市场,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这伤透了苹果人的心。裁员的时候,很多员工都是流着泪离开的。」

风雨飘摇中,斯平德勒看似强壮的身体也最终垮了下来。心脏病和焦虑症折磨得他苦不堪言。同事们亲眼见过他在痛苦时两手抱头钻到桌子下面的场景。1996年1月,斯平德勒因为心脏病入院,医生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辞掉CEO的职务好好休息,要么在忙碌中等待心脏破裂的那一天。

斯平德勒掌舵的这段时间里,苹果也曾试图复制IBM PC的兼容机模式,授权一些电脑商生产Macintosh克隆机。但这努力为时已晚,克隆计算机不但不能帮助苹果扩大市场份额,反而转过来蚕食苹果自己的领地。

1996年2月的《商业周刊》这样点评苹果在个人电脑市场中的处境:「这一次,苹果失去了某些难以挽回的东西──那种使Macintosh卓尔不群的,曾领先时代的创新科技。数百万苹果用户还在坚持为苹果辩护,说Macintosh仍比普通PC机更出色。但是,微软不遗余力地改进Windows,以至于今天大多数新的电脑买家已经看不出PC和Mac有什么不同──除了苹果电脑更贵以外。」

Sun公司在那时已经虎视眈眈,妄图吞并苹果。从1994年9月开始,斯平德勒和IBM及Sun展开了认真的收购谈判,但最终都因为价格原因没有谈拢。

1996年1月23日的股东大会上,股东们集体要求斯平德勒辞职。马库拉还在言不由衷地为斯平德勒辩护:「董事会完全支持斯平德勒。」但就在几周后,董事会正式解除了斯平德勒的职务。那次董事会上,一位董事不顾斯平德勒严重的心脏病,激动地指着他说:「斯平德勒先生,到了你走路的时候了。」

赶走斯平德勒,董事会请来的「救火队员」就是本书第一章的主角吉尔·阿梅里奥。和斯科特一样,阿梅里奥也来自国家半导体公司。从1996年2月走马上任,到1997年7月被乔布斯取代,阿梅里奥的苹果CEO生涯持续了大约500天,是苹果历任CEO中最短的一位。

500天的「救火」经历就像一出戏,其间的波折起伏扣人心弦,但只一晃就匆匆结束。在后来的不少评论者眼中,阿梅里奥就像一个本领低微且不识时务的跳梁小丑,在500天的CEO经历里扮演的完全是为乔布斯回归跑龙套的角色。

实事求是地说,阿梅里奥在这短短的500天里,还是兢兢业业地做了一个「救火队员」该做的事情。他重新制订了苹果的战略计划,千方百计地节省开支,大规模裁撤缺少战略价值的产品,努力和微软等业界巨头搞好关系……如果看一看乔布斯成为临时CEO后所做的一切,人们也许会问,阿梅里奥在乔布斯回归前不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吗?为什么乔布斯成功了,而阿梅里奥失败了?

有时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即便做同样的事情,如果方式和风格不对,结果可能截然相反。阿梅里奥绝不是懒惰、愚蠢的CEO,只不过,他的行事风格与苹果的DNA格格不入,这直接注定了他500天后的悲剧结局。

上任当天,新CEO阿梅里奥就找到了当时负责公司最前沿的互动多媒体部门的李开复。听说当天互动多媒体部门要召开员工大会,阿梅里奥坚持要求参加,并让李开复把会议的最后15分钟留给自己。

面对李开复的团队,阿梅里奥满怀信心地说:「不必担心,这家公司的境况比我以前从鬼门关里救回的那些公司好多了。给我100天,我会告诉你们公司的出路在哪里。」

李开复团队里一位名叫霍华德·格林(Howard Green)的经理举手问阿梅里奥:「那么,在最初的100天里,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

阿梅里奥的回答是:「保持现金流健康运转。」

没错,保持现金流健康运转,这不但是所有濒临绝境的公司都必须解决的第一要务,也是对一个新任CEO的起码要求。但苹果当时的病根是创新精神的缺失,对于这个根源问题,阿梅里奥可没有什么好办法。

陪同阿梅里奥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李开复问阿梅里奥感觉怎么样。阿梅里奥傲慢地说:「苹果真是没有纪律,一点儿也没有。」

这番话让李开复莫名惊讶。阿梅里奥的自负、傲慢和隐隐露出的等级观念,都和苹果传统的技术文化背道而驰。阿梅里奥甚至要求李开复称呼他为「阿梅里奥博士」,这和大多数科技公司的员工彼此直呼其名的做法大相径庭。对这位苹果请来的大救星,李开复多了一分担忧。

接掌苹果大权的阿梅里奥一开始就抱怨苹果缺乏战略方向,他说:「苹果从来都没有过关于企业战略的正式描述。」

于是乎,阿梅里奥和自己带来的「智囊团」开始设计所谓的「战略计划」,却很少倾听苹果员工的想法,整个计划完全是纸上谈兵。100天后,当他把一整套战略计划抛出来时,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支持。就算有人曾经对这位「救火队员」心存幻想,这个时候也早就掉头而去了。

在苹果现金流紧张,全公司节约开支的情况下,阿梅里奥竟然为自己装修了一个套间作为CEO办公室,里面还有私人的洗手间。这样,他就不用出来抛头露面,可以整日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当他的「孤家寡人」了。

除了无视苹果员工的建议,无法融入苹果的DNA,阿梅里奥对苹果的品牌价值也没有清醒的认识。当时,Mac电脑质量问题多多,连苹果传统的优势领域──学校都开始考虑转换到Windows平台。一些使用苹果电脑办公的大客户更是纷纷投向PC阵营。

有一次,苹果当时的董事会成员,华人企业家张镇中(Gareth Chang)急匆匆地打电话给阿梅里奥:「耐克公司正打算放弃Mac,换用Windows电脑。你得赶快给他们送一台最新的PowerBook 3400去,让他们看看,新的Mac电脑有多强大。」

张镇中同时希望,阿梅里奥能像以前的乔布斯那样,亲临耐克这样的大客户现场,用鼓舞人心的演讲重新拾回人们对苹果品牌的信心。

但在阿梅里奥心里,一家公司将几台办公用的计算机换成Windows电脑,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至于烦劳他CEO大人亲自跑一趟。他拒绝了张镇中的要求,也同时失去了重塑苹果品牌的机会。

公司业绩继续下滑,阿梅里奥老兄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倒是将矛头指向了员工。除了继续大规模裁员以外,他还在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指着所有员工说:「该死的!拜托,你们别再让我为难了,好吗?」

1996年6月,实在无法忍受阿梅里奥糟糕管理的李开复辞掉了苹果副总裁的职位,就这样与当年年底回归的乔布斯擦肩而过。阿梅里奥来的时候,公司有40多位副总裁。500天后,其中只有不到20位还留在苹果。

被苹果解雇的阿梅里奥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名叫《火线500天》(On The Firing Line: My 500 Days at Apple)。在这本书里,阿梅里奥将自己被迫离开苹果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乔布斯回归后为夺回CEO大权,联合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等人所实施的一系列「阴谋」。阿梅里奥在书中说:「史蒂夫·乔布斯对待我的方式让我懊恼,虽然我已经走出了这个阴影,但我永远忘不了所受的伤痛。对乔布斯来说,也许回到苹果并夺回权力可以让他心里因为1985年被驱逐而留下的坚冰最终融化吧。」

阿梅里奥的这一论调遭到了绝大多数当事人的质疑,他在书中所列举的许多事例都有刻意夸大、扭曲或编造的成分。一位亲历过阿梅里奥离职事件的苹果前董事对笔者说:「阿梅里奥那本书里,都是谎言。」

当然,阿梅里奥的500天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他做了三件足以决定苹果历史的事情。

第一件,阿梅里奥入主苹果后,通过裁撤项目和削减开支,多少改善了苹果糟糕的财务状况,还请来了一位能干的CFO弗雷德·安德森。这些举措,至少将苹果从悬崖边缘拖了回来,避免苹果迅速走向崩溃。

第二件,阿梅里奥在与Sun公司继续收购谈判时,果断拒绝了Sun公司落井下石式的低报价,并基本打消了卖掉苹果的念头,把全部精力放到拯救苹果上来。试想,如果当年的阿梅里奥说服董事会低价抛售苹果,那今天的一切不都成了幻影?

第三件,阿梅里奥在苹果发生软件危机,决定外购操作系统的时候,并没有因为乔布斯与苹果高层间曾经的裂痕,而将NeXT公司排除在外。如果NeXT没有被苹果收购,乔帮主的回归也许就要再拖上一两个年头,而没有了乔帮主,苹果是不是能挨过这一两个年头,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一位苹果前副总裁是这样评价乔布斯回归前这三位CEO的:「斯卡利其实做得非常好。在斯卡利的领导下,苹果的年收入从十几亿美元增长到近百亿美元。不少苹果员工都很喜欢他。但是,斯卡利的短处在于他不善于预测产业趋势,不懂得用人,也不善于当机立断。斯平德勒是个非常糟糕的CEO,他懂些销售,但在管理、技术和产品上糟糕透顶。阿梅里奥是一个传统、老式的CEO,他终止了一些项目,改善了财务状况,还收购了NeXT公司,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大船迅速沉没。但他无力拯救苹果。他的风格决定了他无法调动起苹果的全部潜能。」

无论如何,1997年乔布斯决定出任苹果临时CEO时,这三位前任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股价滑落低谷,市场份额持续下降,内部产品线混乱芜杂,战略方向模糊不清,主打产品故障频出,员工人心惶惶,外部强敌环伺……

1997年10月,临时CEO乔布斯宣布苹果第四财季亏损达1.61亿美元,整个财年的收入只有71亿美元,下滑了28%。

帮主已经回归,大船仍在漏水。

让我们来看一看,乔帮主究竟做了些什么,才最终实现了苹果的惊天大逆转。

动画双雄

购买皮克斯时,乔布斯隐约看到了未来。但如果有哪个穿越回1986年的人跑去告诉乔布斯,你买下的这个技术小组,要经历10年的磨难和动荡才能看见曙光,而且,在这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还会像NeXT一样成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包袱,不知道当年的乔布斯会作何感想。

其实,一直到乔布斯收购之后好几年,皮克斯的商业计划还主要集中在销售三维图形计算机及相关的软硬件技术上。虽然公司里有几个人在琢磨如何用这些技术制作动画短片,但那也只是展示技术、帮助营销的副业。皮克斯当时可没有自己去投资拍摄动画电影的计划。

谁知,无心插柳柳成荫。本来是皮克斯主业的图形计算机生意越做越差,最终落得个与NeXT硬件部门一样被解散、出售的下场。原本只是皮克斯副业的动画内容制作却在10年后为我们奉献了一出出震撼世界的大戏。

10年之后,皮克斯带给全世界的,是下面这些地球人耳熟能详的电影片名:

  • 1995年,《玩具总动员》
  • 1998年,《虫虫危机》
  • 1999年,《玩具总动员2》
  • 2001年,《怪物公司》
  • 2003年,《海底总动员》
  • 2004年,《超人总动员》
  • 2006年,《汽车总动员》
  • 2007年,《料理鼠王》
  • 2008年,《Wall-E》
  • 2009年,《飞屋环游记》
  • 2010年,《玩具总动员3》

还需要再罗列下去吗?

这些曾让几十亿的地球人开怀大笑,莫名感动的三维动画电影,全都出自乔布斯所拥有的皮克斯公司!

皮克斯在电影史上的地位,皮克斯的三维动画电影为电影技术革命所作的贡献,无论如何渲染都不过分。简单地说,在皮克斯之前,所有动画长片都是手工绘制的二维画面。在皮克斯之后,三维电脑动画一跃成为了动画电影的主流。

差不多60年前,迪士尼用一部《白雪公主》开创了二维动画长片的黄金时代;60年后,乔布斯的皮克斯公司则直接用电脑为动画片增加了一个维度,并把动画师从纯手工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这件事的革命意义,绝对可以与电脑在办公领域取代纸、笔和打字机相提并论。

就像苹果的基因来自乔布斯和沃兹一样,皮克斯将技术和电影艺术完美结合的基因,来自这个小团队的两位创始人:一位叫阿尔维·雷·史密斯(Alvy Ray Smith),另一位叫埃德温·卡特穆尔(Edwin Catmull)。

史密斯先生是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毕业后在纽约大学的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系当助理教授。单从这份简历看,史密斯先生绝对算得上高智商、高学历,只要在学校混几年,不难成为纽约大学的资深教授。

可史密斯先生不这么想。他的骨子里,其实和乔布斯年轻时一样叛逆。史密斯宁愿在滑雪中摔得浑身几处骨折,也不愿老老实实待在学校里教书育人。他疯狂地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喜欢一切书本以外的东西。他研究艺术,喜欢心理学,甚至爱好占星术。他把自己打扮成流浪汉和嬉皮士,过着散漫不羁的生活。当然,他最热爱的还是计算机科学,但一时还没有想清楚,自己这一辈子,究竟该研究点儿什么好。

终于,史密斯先生在一次滑雪事故后,卧床休息了3个月。这3个月里,他冥思静想,决定辞去纽约大学的教职,只身到硅谷闯荡。

在硅谷的第一年,年轻的史密斯完全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迫于生计,他一边闲逛,一边在伯克利大学兼职教课。1974年的一个周末,史密斯为了借几本书,逛到了斯坦福的校园。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叫迪克·舒普(Dick Shoup)的老朋友。舒普当时在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做图形学方面的研究,他盛情邀请史密斯到研究中心看一看。

没错,又是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当年,乔布斯就是在这里被震撼后,「偷」走了神奇的图形用户界面技术。在这里,各种未来科技琳琅满目,却都被施乐束之高阁。施乐就像个屋里收藏了奇珍异宝却不懂得鉴赏、利用的土财主,每次都便宜了那些有眼光、有见识的来访者。

史密斯就是这些幸运的来访者中的一员。在研究中心,他被舒普主持开发的一款软件吸引了。软件的名字叫SuperPaint,拥有好几样神奇的功能:绘制与编辑彩色图形,直接截取电视输出并进行后期编辑,制作二维动画并输出成视频。这玩意儿简直是太酷了!

「这不就是我千里迢迢来到加州的意义所在吗?」史密斯对自己说。

舒普劝史密斯留下,帮忙开发SuperPaint软件。史密斯一口答应。可当时施乐并没有空闲的职位。舒普想了想,干脆来了个暗度陈仓,用设备采购的账目付薪水给史密斯,其实就是通过做假账,为史密斯在研究中心打临时工解决了报酬问题。

在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工作经历让史密斯找到了自己的奋斗方向──计算机图形学。他喜欢编程,也喜欢艺术,而计算机图形学恰恰是技术和艺术的最佳结合点。

不过好景不长,施乐很快发现了造假账的行径,史密斯不得不中断了非法打工的生涯。

已经点燃的激情再也无法熄灭。史密斯没有办法停下来了,他必须在计算机图形学的道路上走下去。他很快听说,盐湖城的犹他大学也有一台高性能的图形计算机,有人在做计算机图形学方面的研究。他二话不说就径直驾车奔向盐湖城,那劲头儿,颇有一点儿乔布斯当年到印度朝圣的架势。

好事多磨,赶到犹他大学的史密斯失望地听说,一位来自纽约长岛的亿万富翁亚历山大·舒尔(Alexander Schure)几天前刚刚来到这里,不仅花高价把图形计算机买走,还把这里最强悍的一位计算机图形学专家埃德温·卡特穆尔也一并挖走。

纽约?亿万富翁?亿万富翁也搞计算机图形学?史密斯吃惊得合不拢嘴。详加打听,他才大致了解了这位亿万富翁的来龙去脉。

原来,这是一个热衷教育与科学的亿万富翁。就像热爱足球的阿布拉莫维奇花巨资买下切尔西来实现梦想一样,舒尔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投资教育和科研机构,他曾亲自投资和创立了纽约理工学院。因为经常参与教育和科研,舒尔对未来科技也很感兴趣。1974年前后,舒尔发现了用计算机制作动画的潜力。在技术方面,他是个门外汉,但他的商业头脑告诉他,这也许是个未来的方向,几年后,也许自己可以成为新一代的华特·迪士尼。

就这样,梦想着成为迪士尼二世的舒尔以纽约理工学院为平台,开始疯狂投资计算机图形技术。东西海岸之间,只要是和计算机图形学沾边儿的地方,只要有可以挖的人和技术,他就直接飞过去拍出巨额支票。

「好吧,既然是个喜欢计算机图形学的亿万富翁,那怎么着也要去东海岸走一趟喽。」史密斯对自己说。

这一趟没有白走。虽然舒尔未必是史密斯真正喜欢的投资人,但如果不到纽约去一次,史密斯就不会在纽约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实验室中见到他未来的创业伙伴卡特穆尔。

牛人卡特穆尔并不像史密斯那样叛逆和嬉皮,他只是从小就在爱好和职业的矛盾间挣扎纠结。小时候,卡特穆尔迷上了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满脑子都是《彼得·潘》和《皮诺曹》中的动画形象。他在白纸装订的册子上画上一帧帧的画面,然后快速翻动册子「放映」自己的动画短片。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也能成为杰出的电影动画师。但很不幸,他很快发现自己的绘画才能并不是特别出色,远远无法达到杰出电影动画师的要求。

在理想和现实中纠结的卡特穆尔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觉得,也许自己可以用迂回的方式到达目标。要拍动画电影,画画并不一定是惟一的手段,高科技没准儿会成为动画电影的另一个支点。卡特穆尔很快就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数学与图形学上,在犹他大学,他选择了物理和计算机科学专业。

读研究生和博士期间,卡特穆尔和阿兰·凯一起师从于犹他大学的大师级人物──计算机图形学、图形用户界面和因特网的先驱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在苏泽兰的启发下,卡特穆尔进一步坚定了用电脑实现三维图形动画的决心。

1973年,卡特穆尔做了一次用电脑制作三维动画影片的尝试,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他在一个不长的镜头中,用计算机对自己的左手建模,然后用三维动画技术让这只手在屏幕上动了起来。后来,这个具有革命意义的镜头被一位好莱坞制片人发现,并被收入到1976年的电影《未来世界》(Futureworld)中。由此,《未来世界》成为历史上第一部使用三维电脑动画技术的电影。

《未来世界》里的那只手看上去幼稚得可笑,活像个塑料模型,一点儿都不真实。但历史恰恰是这样被开创出来的。在随后的时光里,电脑特效爆炸式地发展壮大,《终结者2》里随意变形的液态机器人,《玩具总动员》里逼真的玩具材质,《海底总动员》里炫目的海底光影,当然还有《阿凡达》里奇幻的外星世界,这一切,其实都起源于卡特穆尔的一只左手。

被舒尔挖来的卡特穆尔和追随理想赶到纽约的史密斯一见如故。他们觉得,凭着两个人在计算机图形学方面的造诣,终有一天,动画电影的拍摄方式将因他们二人而改变。

「可是,舒尔这家伙是个门外汉,他什么都不懂。」史密斯对卡特穆尔说。

「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穆尔笑了,「管他呢?他有的是钱,这才是重点。他不但喜欢电脑动画,还舍得投资,还放手让我们搞研究,这就足够了,不是吗?这难道不是你我最想要的研究环境吗?」

史密斯和卡特穆尔带领着一群研究人员,一边花着富翁舒尔的钱,夜以继日地搞他们的三维动画技术,一边却偷偷和更懂动画电影的迪士尼公司眉目传情,希望自己的动画技术能被迪士尼看上。但事与愿违,迪士尼的管理层仍沉醉于当年《白雪公主》所开创的手工动画的辉煌,对电脑动画这种新生事物暂时还不感兴趣。

1977年5月,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上映。史密斯和卡特穆尔在电影院里像其他观众一样看得如痴如狂。和只知道赞叹炫丽画面的普通观众不同,两位懂行的专家心里很清楚,《星球大战》虽然在特技制作水平上独步天下,但却没有运用任何计算机三维动画技术,并不是一部代表未来科技的影片。

星战之父乔治·卢卡斯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为了制作《星球大战》中的特效,全靠摄影棚拍摄和手工后期制作的方法太复杂了,不可能应对今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场面。卢卡斯开始寻找能简化科幻电影拍摄的技术。他甚至找了一家名为Triple-I的公司为他制作了星球大战中X战机的三维模型。虽然Triple-I的X战机并没有用到《星球大战》里,但卢卡斯还是看到了电脑动画的巨大潜能。

几经周折,卢卡斯找到了史密斯和卡特穆尔,这大概是卢卡斯当时能找到的最棒的电脑动画团队了。动画双雄很快发现,卢卡斯才是既精通电影技术,又肯花钱支持未来科技的理想投资人。双方一拍即合,1979年,史密斯和卡特穆尔带领实验室的大多数研究人员,一起「背叛」了富翁舒尔,转投到卢卡斯的麾下,这就是卢卡斯影业下属的图形工作组的由来。

图形工作组成立不久,就有了初试锋芒的机会。当时,工业光魔承接了为派拉蒙影业的大片《星际迷航2:可汗之怒》制作特效的任务。剧本中有这样一个特效镜头:一个如月球般死寂的星球被称为「创世纪」的技术在分子级别拆毁后快速重组,重建成一个全新的、生机勃勃的星球。这一分多钟的特效对于当时的特技手段而言,实在太复杂了。工业光魔想起了史密斯和卡特穆尔,也许是时候见识一下图形工作室的功力了。

动画双雄带领他们的团队,为这个一分多钟的镜头倾注了全部心力。《星际迷航2》上映时,这段三维特效虽说用今天的标准看还十分幼稚,但在当时已经足够震撼了。

「这镜头棒极了,」卢卡斯对史密斯和卡特穆尔说,「我要在今后的电影里更多地使用电脑特效。」

连一向看不起电脑动画的迪士尼也被「创世纪」撼动了。为了避免被新技术抛弃,迪士尼高层决定,投入资源从事电脑动画的研究。听到这个消息,史密斯和卡特穆尔尝试着再次和迪士尼接触。但结果又一次让二人失望,电脑动画对迪士尼而言似乎仍属于值得一试的新鲜事物,却不是什么值得长期投资的事业,迪士尼自己的电脑动画团队拍摄的短片也惨不忍睹。

不过,史密斯和卡特穆尔在迪士尼还是有了不小的收获。1984年,他们从迪士尼挖到了一个动画奇才约翰·拉塞特(John Lasseter)。拉塞特是精通传统动画绘制的大师,同时又热爱并拥抱新技术。拉塞特在艺术方面的专长正好弥补史密斯和卡特穆尔这两位技术背景创始人的不足。

来到图形工作室,拉塞特成为动画小组的核心,专职负责动画短片拍摄,以帮助宣传和销售三维动画技术。他的第一部三维动画短片作品是《安德鲁和威利冒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ndréand Wally B)。1984年12月,这部短片在计算机图形学会议SIGGRAPH上首次放映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23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玛丽热烈地投向新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她如饥似渴地用功,并且发现有了同伴的愉快,发现大学学习造成的团结一致的愉快。但是她仍很羞怯,不敢与法国人结交,而只与自己的同胞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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