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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前事兄弟再联手,林彪事件

日期:2019-09-06编辑作者:www.qg777.com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局势一度趋向缓和:各地在进行“整党建党”过程中,陆续建立或恢复了党的组织;长期以来由于派性引起的大规模武斗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令人忧虑的国民经济连续两年严重下滑的状况得到扭转,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幅度下降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当然这样高的增长是带有恢复性质的。

  毛泽东对局势的发展是相当乐观的。在他心目中,已经进行了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他在这年三月间在谈到九大文件时已经说过:“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①”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②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

  雍正惊得呆住了,他想不到引娣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哦,你有这样的心吗……你如果死了,朕定要下令处死允禵,绝不宽容!”说完这话,他忽然觉得一阵头晕,便惶惑地向乔引娣看了一眼,又转身走了……

  一连三天,朝廷为允祥举行丧礼。朝臣们全都按照礼部的安排,轮番地到十三爷府去吊唁,又怀着异样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出来。在这些朝廷大臣的心目中,皇上是最难侍候的。因为他不但权大无边,更因为他性情急躁、刻薄猜忌和不能容人。可皇上对允祉和允祥的话,却最能听得进去。于是,凡是触犯了圣怒的官员,都愿到允祥那里,或者备一些礼物去找允祉三爷。不管是求了谁,总是能挽回天意的。可三天之内,允祥薨逝,允祉身在不测,皇上身边的两盏明灯熄灭了,他们的宦途就更加显得吉凶难卜。

  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就在九大开过后不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中心是林彪集团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场生死搏斗,首先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爆发。

  雍正皇帝冲风冒雪在半夜里来到允祥这里,是因为前晌在乔引娣那里受了冷遇,又不能发火,他睡不着,也坐不住,这才拉着张廷玉出来的。听见允祥在问他,他像是被恶梦惊醒了似的说:“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哦,对了,你说的是兄弟之事……朕何尝不想兄弟同心?要知道,他们确实不是‘等闲之辈’呀!你们看看这几年里,想作乱的有多少?隆科多、年羹尧倒也罢了,如今老八又提出‘整顿旗务’了。好啊,既然他们这样地锲而不舍,朕也只好奉陪到底了。”他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包药来,李卫连忙给他倒好了水送来,看着他把药吃掉。却见他苦笑着摇摇头说:“唉,这药可真苦啊!可是,不吃又不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嘛。廷玉,李卫,你们有什么也索性全说出来吧,不管你们说了什么,朕都许诺言者无罪。”

  第四天一早,新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淦来到了衙门。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③但事实上,他们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同各地造反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仍拥有很大的能量。

  张廷玉神色庄重地说:“皇上既然这样诚恳地求谏,老臣就放肆直言说说心里话。老臣知道,当皇帝难,难得很哪!李世民曾经说过:‘人主只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馅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而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从皇上还当着皇子的时候,您不就是总在受着攻击吗?但臣以为,只要皇权不旁落,人臣们的‘勇力’就难动其心;而人主聪察明断,那些所谓的‘辩口’,‘谄谀’、‘奸诈’也难施其伎。唯有这‘嗜欲’二字,是天性中自带的,如果不在‘克己’上下真功夫,就难免要堕入小人们的迎合之中。”

  这是他从云南回来后第一次到衙视事。他的清廉刚正,一直被雍朝官员们传为美谈,甚至被描绘得有点神奇了。雍正三年,他以右都御史的身份,兼了云贵观风使,自那时起,他就常年驻节在外。广州一门九命奇冤,两广总督孔毓徇那么正直的官员都办不下这案子,特请了他去“观审”。他到广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封了年羹尧的哥子年希尧的门,打掉了他的威风!当时,敢这样做的,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因为年羹尧还在炙手可热啊!孙嘉淦亲临栗家湾去勘察现场,询问乡民,又逮住了一个上门行刺他的刺客。雍正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之怒,派了图里琛亲赴广州去提调人犯。可是,他紧走慢跑还是晚了一步。因为孙嘉淦早就请出王命旗来,斩掉了欺压百姓的陵氏一门十口,和年希尧等八名贪官。别看图里琛威风凛凛,却落得个无功而还。孙嘉淦再次返回云南,这次他又奉调担任左都御史回到京城时,可说是早已声震天下,名满京华的大人物了。常言说:“先声夺人,”一听说他今天要“到衙视事”,哪个敢不来?又哪个敢迟到啊!这些京官们都有这毛病,怕硬的。所以,今天一早,他们就来到衙门,等着这位孙大人了。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雍正含笑地问:“廷玉,那你就说说朕有什么‘嗜欲’。你不妨明说,朕绝不会怪你的。”

  卯时正刻,都察院门口一阵锣响,大家知道,这一定是孙大人到了,连忙赶到门口迎接。孙嘉淦下了轿子,从容地登上台阶,向迎接他的官员们一拱手说:“哎呀呀,大家不要这样,在下走时姓孙,现在也还是姓孙。还是不要拘礼的好。”他边说边走,来到大堂坐下,“诸位,我们不过是久别重逢嘛,何必要这样不安呢?我今天并不办事,只是和大家见一见面儿。等会儿,我还要到大理寺观审李绂和谢济世的案子。来来来,都先请坐了才好说话嘛。”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张春桥在一次到机场送外宾时当面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④”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但毛泽东对这种变化,却没有多少察觉。

  允祥和李卫听到这里,都觉得张廷玉一定要说乔引娣的事。不料张廷玉却说:“主上的‘嗜欲’就在于‘急于事功’。下面的臣子看准了这一条,也就会千方百计地投主所好。藩库亏空,是几十年积下的,主上下令要在三年内还清,这就是急于事功之一例。先是湖广虚报亏空补完,李绂一本奏上,几个方面大员被罢了职务;山西诺敏假冒邀功,又死于非命。他们当然是罪有应得,可是,朝廷逼得太严,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还有,皇上曾说过,‘不言祥瑞’,也确实对下边说的好听话不予理睬。可是,皇上的心里却是在盼着祥瑞的。鄂尔泰上书说,古州一个月之内,七次见到‘卿云’,皇上表示了惊奇和赞叹。十三爷这里的刘统勋当时就在古州,臣问他:‘卿云’是什么样子,他却说哪有那事儿啊!还有人报称某地万蚕同织一茧,长五尺八,宽二尺三,这明明是在说假嘛,可皇上还是让宣布了!田文镜本是清廉的官员,最近也来凑热闹,他奏报说‘河南嘉禾瑞谷,一茎十五穗’。可是,河南不是还照样荒欠吗?老臣不是说不该报这些祥瑞,而是说,只要主上心里稍有嗜欲,就会使下边的人想方设法地来迎合。时间一长,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谁也难以分辨了。”他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看了看雍正的脸色,便接着又说,“嗜欲有各个方面。老臣是从小就看着主上的,深知皇上不好酒,更不贪色。最近外面传言很盛,说的全都是乔引娣的事。臣不信,也不愿信!但臣还是要说,天子无私事!在国与家上面,皇帝与平民是绝不相同的。老臣这话,敬请皇上参酌。”

  都察院的人,都知道他的故事,也都了解他的风范。今天初次见面,猜想着他不定多么厉害呢?可现在听他这么一说,心里都平静了下来。右副都御史英诚是孙嘉淦的同年,也就比别人更觉得随便一些,他亲自沏了一杯茶送了上来说:“孙大人,您在外头时就是个包龙图,回到京城来,又不见一个客人。说老实话,连我也有点儿害怕你了。再加上,你这张脸老是黑着,看不到一点笑容,谁不心里发怵呢?您瞧,我们这御史衙门清寒惯了,比六部消闲得多,从来人都到不齐。今天您一来,竟是一个也不缺!”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已经又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在九大结束后心情轻松地登上南下专列,驶往他所熟悉的“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十六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他都住在武昌东湖的梅岭一号。离开的那天,他对湖北负责人曾思玉等说:“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⑤

  张廷玉说完,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李卫在旁边不禁暗自佩服:好,张廷玉从小事入手,渐渐地说到本题,确实比别人说皇上是“好色误国”要有用得多,这姜还是老的辣呀!他一边恩忖一边说道:“张相说的那些,真让奴才长了见识;奴才是在主子身边长大的,这些年在外头做官,也确实看到了官场的积弊。比如这‘揣摩’二字,奴才就对它没辙。你能献四个穗的谷子,我就能给你弄来个二十四个穗的。反正只要哄得主子高兴,就是不能升官,起码也不会被罢了官。我也说过假话,后来才与主子交了底的,主子也没有怪我。再比如,早年间,我曾经把八爷府上的照壁都卖了,八爷也没有生气,因为那是私事,是小事。可现在遇上了国事、大事,八爷可就不肯让步了。奴才识字不多,只是看到戏文里说:女人祸国。奴才就想,哪朝哪代不全是男人当家呢?男人们要是不愿意,女人能替你办事儿吗?她能拿着你的手写圣旨?就算乔引娣的事是真的吧,奴才看皇上也犯不着为了她和十四爷闹生分。不说别人,我看着这丫头就觉得别扭。我是审过诺敏一案的,天天都能见到这个毛丫头,塌肩膀,水蛇腰,大脚片子足有四寸长,有什么好看的?”李卫心里明白,反正他识字不多,皇上又说了言者无罪,于是,他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棰地胡说,但句句说的都是讽劝。一直说得连张廷玉都笑了,他才住了口。

  孙嘉淦还是那副老模样,他干笑着说:“该说你们就说,该笑你们也只管笑。我生就了这张脸,想改也改不过来。”他略停了一下说,“不过,老兄刚才所说,御史衙门是个清闲地方,在下却不敢苟同,这也正是孙某今天要说的第一件事。只因为我们过去只是在‘等’,才出现这种局面的。难道非要下边出了案子,有人举报,我们才去管吗?要真的是这样,那么又何必设这个都察院呢?”他向上一拱手又说:“皇上圣明,又一向看重吏治,这正是御使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自从有了养廉银子,大家手里都不那么穷了,更用不着仰仗外官们的鼻息来过日子。假如我们每天坐在这里吃闲饭,别说皇恩,就连这点俸禄也对不起呀!这几天下大雪,天儿也太冷,就不去说了。签押房的书吏们,请把所有的人都分成三拨:一拨去外省,一拨到六部,去的人都要牢记体察民情和纠察吏治。另一拨坐在家里汇总,理出该办的事情。这样,你们还能闲得住吗?”

  在武汉期间,他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到了梅岭一号,他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影片时,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他生气地站起来中途退场,并且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他还告诉工作人员:“‘四个伟大’,太讨厌!”⑥

  他们这里说得热闹,可没想到雍正的心里是多么难受。雍正一想到早上的情景,就忍不住要掉眼泪。他不易觉察地蹙了一下眉头说:“你们都在与朕闹弯弯绕,朕怎么能听不出来?允禵咆哮先帝灵堂,不遵太后教令,他不守法,不敬上,是有罪的人。从公的方面说,朕应当换掉他身边侍候的人;从私的方面说,他是朕的兄弟,朕也不愿他过份地伤情。朕体谅你们的好心,就再放他一马。允祥可以写信告诉他,他愿意在那里守灵也好,愿意回到京城来作事也可,三年之内,只要他能自省改过,朕都把他看作好兄弟,万事都可商量。可他要硬往那个‘党’里钻,一味地和朕唱对台戏,朕也就对他无可救药了。”他说完就站起身来,李卫连忙上前,扒了许多烧红了的炭火,替雍正装好了手炉,又护送着他离开了清梵寺。

  说到这里,他向下边看了一下,见大家都听得很专注,他满意的点了一下头继续说:“学生我还年轻,没能见到前朝唐赍成他们这些直言敢谏的名臣风采,但我却知道,‘文死谏’是做御史的本份。你如果没这个胆子,我劝你最好是卷铺盖走路。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二点。”

  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外面雪下得很大,地上的积雪也已有半尺来厚。可是,李卫和允祥等人却没有想到,就在今晚,就在雍正他们说话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也是在通宵达旦地计议着!这就是八爷允禩、九爷允禟和他们的几个亲信。

  他看看下边,没人不听,便接着说了第三点:“还有一等人,也很不可取。他办事不分轻重,见什么就写什么。拿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大作文章。你自己就先把自己轻贱了,别人还能服气吗?我今天把丑话说到前边,谁再参那些个‘某某贪污银子二两’,‘某厨师做的御宴甚咸’或者‘某某人在朝会时轻咳了一声’之类的东西,我孙某人就先弹劾你一个‘琐碎亵渎’!”

  这时,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也发生明显变化,越来越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到经济形势方面来。在武汉期间,他多次听取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工农业生产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等。据当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

  这里是八爷府的一座暖阁,它的一半压在水面上,另一面则建在水里。靠水的三面,全装着落地的双层大玻璃窗。冬天,坐在花厅里就可以欣赏到雪景,夏天则可临窗垂钓。为了保暖,这厅里的柱子全都是空心的铜板,地下通着熏笼,熏笼通着铜柱。允禩是很会享受的,他又爱暖和又爱赏雪,为了不让这花厅显出雪化了的情景,他又特意让工匠们在花厅顶上苫了半尺厚的黄笔草。所以,哪怕再冷的天,花厅里却仍然是温暖如春。据说,光这座花厅,就化了四万两银子。这样的屋子,不但别的王府没有,就连皇宫御苑,也难得一见。

  他正长篇大论地说着,一闪眼看到刑部尚书走了进来,便立刻打住说:“好,我的话到此为止。一共是三条,诚心;敢言;不挑剔。下边请英诚老兄主持,你们也都可以再议议,有什么不妥之处,还可以商榷。”说罢,他站起身来,团团作了一揖,便和刑部尚书卢从周一起升轿走了。都察院的会,一向是互相扯皮,没完没了。他这么利索,给人们留下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九六九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一九六八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⑦

  此刻,这里的人们都早已是酒足饭饱,但等着听八爷的训话了。允禩清了清嗓子说:“诸位,今天我再说什么全都是多余的,我们已到了图究匕首现的时候了!我们这些‘鱼肉’,眼见得已被送上砧板成为刀俎,就是不想跳也不行了。”他说话的语气还和平日一样,话虽尖刻,但却说得极其平和,丝毫也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口气。“八贤王”的名气,朝廷上下,人人皆知,他的沉稳平和,在朝中也一向是为人敬佩的。

  今天的刑部衙门,可不同往日了。因为这里将要受审的,是李绂和谢济世一班要员哪!参加会审的不但有刑部官员,观审的还有像孙嘉淦这样的都御史,另外还有三爷弘时。所以,当别的衙门还在扫雪堆雪人时,这里却早已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靠着门旁的石狮子边上,还站着两排善扑营的御林军。他们黑压压地站在雪地里,分雁行排成了八字,更显出了这里的威严和肃穆。两人刚刚下轿,就听见门官一声高喊:“孙大人、卢大入到!放炮,开中门!”

  对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湖北沿江一些地区因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成了当务之急。曾思玉等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他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除了农业、水利问题,他在武汉还过问了焦枝铁路(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允禟就坐在他的旁边。他比允禩只小两岁,可看上去却要老得多。不但又黑又瘦,说出话来也特别的老辣:“八哥说得一点不假,老四既然一心让我们过不去,那就和他老账新账一齐算吧。内廷有人送信给我说,一开春允祥就要把我送到岳钟麒的大营去。所以,这事一定要赶到正月十五之前。刚过完新正,人心正散。葛达浑管着礼部,又是文华殿的大学士,你就趁着那时候,把来京的王爷们请去。题目一摆出来,他雍正不想见也得见。”他站起身来,在花厅上踱着步子说:“我们错过了多少机会呀!圣祖殡天时,我们之中如果有一人在外面,还能让允祥到丰台去杀人夺兵权?允祥后来去哭灵时,我们要趁机大闹一场,隆科多敢宣布那份假遗诏?允禵要是不奉诏进京,而是驻在西宁按兵不动,或者带兵视事,八哥再在朝堂上一呼,他雍正能坐得稳皇位?隆科多那次搜宫,如果再早上一天,雍正还不就得当流亡皇帝?我在西宁军中时,如果狠一下心,亲手杀了刘墨林那个浪荡钦差,年羹尧也可能早就在西宁自立为王了。我这样说,不是在指责谁,而是说我们把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去了,按理说,上天早就该厌弃我们了。可是,他还在给我们机会,还在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地干下去。我们难道能再一次失之交臂吗?”

  三声沉雷似的炮声响过,中门哗然洞开。二人互相揖让着走了进去,只见大理寺卿高其倬已经率着全衙门的书吏们迎了出来。高其倬还是那副似笑不笑的顽皮相,三人刚一见礼,他就说:“从周兄我们倒是常见面,只是孙兄却难得一见。就是我这老熟人,也不敢轻易登门求教的。”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⑧”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⑨”在武汉,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⑩”六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南对当地负责人说:“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指“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引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⑾”七月八日,他在浙江对当地负责人说:“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他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工业配置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⑿

  “老九,你别再说下去了。”允禩的脸色通红,心中好像充满了悔恨,“以前种种,全怪你的八哥心太软,总想平平稳稳地干,不要弄乱了朝局。再说,我们手里也缺着一个能翻天覆地的孙大圣,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猛之上呀!我仔细地想过了,这次只要闹起来,就不要轻易罢手,看他雍正怎么来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

  卢从周边走边问高其倬:“其倬,你最近有了什么新差使吗?”

  这时毛泽东关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准备打仗”。

  葛达浑眼睛熬得通红,他抚摸着脑门子说:“我管着文华殿,那里的太监们也都肯听我的。皇上无道,他擅改先帝的遗法,欺母逼弟,暴虐群臣,早就激起大家的不满了。可我担心的有三条:一,我们没有兵权;二,如今君名份已定,我们这样做是不是造逆?万一有的督抚要起兵勤王,我们拿什么去抵挡?三嘛,人旗旗主现在只找到了四位。这些人平日里什么事都不管,只敢在背后发发牢骚,一旦到了和皇上对阵之时,他们会不会下软蛋?这些假如不事先想好,预备得不充分,失利事小,正如九爷所说,我们可是赢起输不起了啊!”

  高其倬小声而又神密地说:“我去了趟易州,给皇上看陵去了。”回头又对孙嘉淦说:“三爷一会儿就来,等他来时,我们再放炮迎接。请各位暂且在签押房里坐一下。”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

  允禟却笑着说:“老葛,你太多虑了,我们只是把这些旗主们拿过来用一用,并不是叫他们上阵的。这棋,要分作几步走呢!整顿旗务是老四亲自下的旨意,我们按照他的意思叫旗主们来京,有什么罪过?雍正整顿旗务的宗旨是两条:一条是让旗人自谋生路,接着就削减旗人的月例钱;二是怪下五旗披甲人统属不明,不务正业。我们就先从第二条做起,在京各旗营的牛录管带的名单我早备齐了。旗主一来,先通知他们去晋见各自的旗主。旗主不是能对下属施行赏罚之权吗,只要他们见了旗主,谁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这样,下五旗的兵权我们就拿到手了一半!就说毕力塔这小子吧,他是汉人,可他下边的三个佐领都是旗人。旗人一见了旗主,毕力塔再说话还能有分量吗?然后,我们再推动第一条,让旗人们反对分田自种,因为这是坏了圣祖的成法。你们别看这些王爷平日里任事不管,可他们一旦到京,又听了奴才们的撺掇,不跟着造反,那才是怪事呢?如今朝廷上布满了干柴,到时候,八哥出来一声招呼,看谁能收拾了这个局面?”

  三人坐定后,孙嘉淦看到这里满架子都是书,便抽出一本来看,却是《堪舆家言》。换一本,又是《风水记》。连掉在地上的一本,也还是《易说地脉》。孙嘉淦笑了:“高其倬,你真可谓是武大郎玩夜猫子,难道你平时就只看这些书吗?”

  ②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送审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0月14日。

  老八听到这里连忙接口说:“不不不,收拾局面的应该是八旗旗主,他们要共管朝政。我们不是乱臣贼子,我们也没有篡位的心,更治理不了这个天下。应该说,天下的事情要天下公管!下五旗的王爷能来四位,我自己是正红旗的旗主,下五旗可以算是全都齐了。上三旗归雍正统属,镶黄旗是弘历,正黄旗是弘时,镶红旗是弘昼。你们一定要记住,弘时才是我们要拥戴的新主子呢?他想的是夺位,我们要的是实权。这样号召起来容易,也没有后顾之忧。诸位,都听明白了吗?”

  高其倬却自得地说道:“我哪能和你比呀?你是除了孔子六亲不认的人嘛。其实你们都不明白,这里头学问大着哪!张廷玉原来也不信,我去看了他家祖坟的地脉后,对他说,‘这地是好地,但要伤你们家一位公子’。果然,他的儿子张梅清就夭折了。后来,他又找着我说想换块地。我告诉他说,‘人已死了,再换也换不活了。这里是块千年不遇的宝地,你千万不要换掉它’。他不信也得信!就如这次,为了给皇上选出好地,我跑遍了各地。皇上原来想在遵化建陵,想离着圣祖近一些。可我说,那里的地脉早就用尽了。这不,才又换到了易州……”他只要一说起风水来,就滔滔不绝,让别人谁也难以插言。孙嘉淦乘着他换气的功夫说:“哦,照你这说法,一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坏事,只要他能选到一块宝地,就能荫福给子孙了,是吗?”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19日。

  阿尔松阿说:“这好办,我还是镶红旗的第二佐领呢,明天我就去见弘昼。别看他平时不管事,可谁也不敢得罪他。前年隆科多派人搜宫时,他正在家里忙着烧丹炼汞。弘时没和他打招呼,他火了,说东华门这里是他的丹炉罡斗正位,硬是不让兵士们进去。这位五爷后来还专门去向弘时‘请教’,问为什么要打搅他的静修?弄得弘时只好向他赔罪才算了事。”

  “哎,那怎么能行呢!没有德的人,他根本就选不到宝地……”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允禩笑了:“那好啊,你就去和他好好聊聊,用不着扯正题,我们不要误了他的成仙之道。我这里正好有一本元版的《金丹正义》,你带去恭送给你家五爷吧。”

  这里正在抬杠,一抬头突然看到弘时已经走进门来了,慌得他们都赶快起身行礼。高其倬说:“三爷,您进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呢?奴才们该放炮开中门的呀!”

  ⑤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阿尔松阿刚随口提到了隆科多,倒让允禩心里好一阵惋惜:此人虽然被抄了家,可是京师旧部多得很哪,要是能把他也收拢过来,这是一支多么大的势力呀!就在这时,一个家人走了进来,在允禩的耳边悄悄他说了句什么。允禩高兴得大笑一声:“好,想曹操,曹操就来,这就是我们的福份,快请他到书房见面。苏奴,你是我的侄儿,和我一同去见他更好。”

  弘时连着守了三天灵,大概真是乏透了。他苍白着脸说:“唉,闹那些虚排场干什么呢?我刚从澹宁居那边过来,有两个信儿想告诉大家:一,是曾静等已解到北京。皇上发了话,说要对他们优待。他们俩不下南狱,却关到狱神庙去。对他们的审讯也要由宝亲王和李卫负责,你们刑部的人只管看押,曾静要吃八品的俸禄。二,允祉三爷已被革去了所有的爵秩,连他世子的爵位也被革掉了。咱们这边,由其倬和从周主审,我只在这里坐纛。先给大家提个醒儿,皇上这几天气性不好,请你们都小心办差。”

  ⑥官祥等:《在东湖的日子里》。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23页。

  允禩他们来到书房时,一眼就瞧见站在那里徬惶无措的隆科多。允禩叫了一声:“舅舅安好?”苏奴也连忙打下千儿去说:“给老舅爷请安!”

  高其倬又向卢从周谦让了一下,便说:“那好吧。”一转眼他就向外边高喊一声:“升堂!带李绂!”

  ⑦曾思玉:《我的缅怀》。见《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页。

  隆科多转过身来说:“不,这里只有隆科多,哪来的什么舅舅、舅爷的?不瞒八爷,我今天可是夜猫子进宅呀!”

  李绂和谢济世等人是关在一起的,都押在大理寺大堂东侧的栅栏里,每人各占一间。李绂是朝廷大员,栅栏里还备有茶水。其余的人,官职不过四品,就没有这个优待了。但不管是谁,比起刑部大牢里的囚犯来,总还是天堂一般了。

  ⑧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允禩一笑说道:“舅舅不说我也知道,您一定是在怪我。上次皇上派兵抄您的家时,您叫人送来十万银票让我代为保存,我却又给您退了回去。这不是我不想管您的事,而是您不该送到我这里来。您想啊,在朝野的官员们都抄了上千家了,我这里还哪有安全可言?他雍正生就的是个抄家皇帝嘛!”允禩说着话,从书架里的一本书里拿出了一片小纸递给隆科多:“舅舅,这是我在顺义置办的一处庄子,十三万本银。按例,抄家是只抄浮财而不抄祖产的。所以,我把日期往前边提了十年,您留着它预防万一吧。谁能知道,明天又会是个什么局面呢?”

  李绂乍一听见传唤声,他的手不由得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地就镇走了下来。两名兵丁给他打开了牢门,向他躬身行了一礼说:“我们大人请您去过堂。您这边请!”

  ⑨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隆科多接过来稍微一看,就收进了怀里:“八爷,这事虽不大,可它足见你的心田,我就大恩不言谢了。说实话,我今夜冒死前来,挂念的就是那份玉碟呀。现在我的家虽被抄了,可家私还都没动。我的情形八爷心里比我更清楚,只要皇上说句话,要杀要砍还不是现成的?那时,我要这房产又有何用?可是,那份玉碟是弘时从我那里借去的,我刚刚去了三爷府,他却说是在你这里。老奴才请八爷赏脸,把它赏还给奴才吧。内务府一旦知道了,连累的人可就多得数不清了啊!”说着,他的两行老泪已经潸然而下。

  李绂傲慢地抬起头来,迈步就走进了大堂。里边的衙役们一声堂威“噢——”喊过,大堂上上下下,听不到一点声音。李绂深吸了一口气,向上边瞟了一眼。原来正中高坐的是高其倬、卢从周,西边陪审席上却坐着弘时和孙嘉淦,全都是再熟不过的人了。他自失地一笑跪了下去:“犯官李绂叩见三爷和各位大人!”

  ⑩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6日。

  其实允禩带着苏奴一块来,就想到了隆科多非要提起玉碟这件事的。不过,他可不想就这样地便宜了隆科多,倒想借苏奴之口,试一试隆科多的心事。

  高其倬吩咐一声:“来人,给他去了刑具!”

  ⑾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的谈话记录,1969年6月28日。

  他知道,别看苏奴这小子不是近支皇亲,可却是皇亲贵戚中有名的“闷猴”。这小子从小就聪明伶俐,善于钻营,二十多岁时就被康熙看上了。老爷子当时说:想不到我们爱新觉罗家族里,还有这样一个天才。几年功夫,这个苏奴就当上巡抚了。今天他也在这里,拿他来做个枪手,是最合适不过了。苏奴当然也懂得八叔的心思,便笑着说:“老舅爷,您要的那份玉碟,小的背都背下来了,它值得您这样害怕吗?”

  衙役们上来,去掉了李绂的刑具后,高其倬又说:“绂公,昨日的座上宾,成了今日的阶下囚。雍正三年一别,哪知道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分哪!但既然到了这份儿上,请老兄体谅兄弟的难处,凡问答之事,不可有一点藏匿粉饰。此案审结之后,皇上定有恩旨给你的。该替你说话的地方,我们也都不是草木之人,请绂兄把心放宽就是了。”

  ⑿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的谈话记录,1969年7月8日。

  隆科多惊得大叫一声:“怎么你也看过了?天哪……”

  李绂当了许多年的官了,哪能不懂这些呢?这故做门面的规矩,他太熟悉了!这不全是大理寺审案的老一套吗?不过,高其淖说得比别人恳切随和一些罢了。

  这年三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①事件发生后,本来就很不平静的两国边界地区的局势更趋紧张,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也不断地放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还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如:大量增加军费,增加在中苏边境和远东的驻军(以往在蒙古没有驻军,这时陆续增加到八个师);在中苏、中蒙边境修建一系列空军基地和导弹基地;不断地在中苏边境举行“军事演习”;下令大规模征兵;向中苏边境大批“移民”并发给边境居民武器;频繁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制造边境挑衅事件。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②另据英、美等西方报刊报道,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它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③

  卢从周接着说:“今天传你来,就是要问问你和谢世济等结党营私、诬陷田文镜的事。我们只是问一下情由,然后审明结案。至于该定什么罪,还要交六部议因,由皇上亲自裁决的。”

  苏联方面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六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七月十一日,陈毅等老帅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八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④两天以后,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九月十六日晚,新华社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二十九条),其中第二十二条是他加上的,即:

  李绂在下边答道:“犯官曾弹劾过田文镜是实,而且直至今日,犯官也不觉得弹劾中有什么不实之词。至于说到我们结党,我根本就不明白是指的什么?谢世济和我同年不假,他也是朝廷大员,并且还是言官,他弹劾田文镜自然也是他的权力。若说我不该弹劾他田丈镜,或是我的指参有误,我李绂自担应有之罪。若说到别处,李绂实在难以认承。”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⑤

  高其倬把惊堂木“啪”地打了下去,厉声问道:“你和谢济世是同年进士,陆生楠和谢是广西同乡,黄振国在信阳说过许多田文镜的坏话,而你又做过半年广西巡抚。把这些串在一起,就足以说明你们是互为党援。今天你既然败露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十月一日,是国庆二十周年的日子。尽管战争阴云密布,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仍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方面接连采取若干行动,回应来自对手的挑战:九月间,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军队不要松懈”和林彪“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对防止对手发动突然袭击,作好精神、组织和物质上的准备。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中国先后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新华社在有关报道中说,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的打击”。⑥

  李绂双手按在地上,仰面说道:“高公此话,实在是让人费解。你从前曾和李卫在成都一齐做事,你又是受了李卫的推荐才得入朝为仕的。那么请问高公,我曾在雍正三年时,参过李卫‘不学无术’。那么,能不能就此论定,是你和李卫串通一起来诬陷我李绂呢?上坐的卢从周大人原来也曾做过鄂尔泰的门人,鄂尔泰本人就为官云南。谢济世一直反对改土归流,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能不能说,鄂尔泰是串通了你卢从周大人挟嫌报复呢?高其倬,你问的这些话,自己就不觉得脸红吗?何况,我从鄂省返京时,曾经路过洛阳。虽曾见过田文镜,却根本没有见到黄振国。你又从哪里知道,我是和黄某勾结陷害田文镜的呢?”

  九月三十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至最后胜利。”⑦

  高其倬被李绂问得一愣一愣的,他脸一红,便马上又定下神来:“好一张利口!你既然没到过信阳,又从哪里知道了黄振国受了田文镜的冤抑?你回到京城后,曾和谢济世等人在高兴楼吃酒,你们都说了些什么?讲!”

  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国庆社论和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庆祝国庆二十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都将毛泽东添写的国庆口号第二十二条作为结束语。社论还号召全国军民“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坚守岗位,作好准备”。⑧

  李绂哪在乎他这虚声恫吓啊!他直挺挺地跪着,说出的话却振振有辞:“回大人,黄振国冤抑,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黄振国虽和犯官是同年,可我与他从未有过杯水之交。信阳府讼平赋均,雍正四年,田文镜就报过卓异;雍正五年,他又受到加级奖励。我说黄振国清廉,是根据邸报上说的。田文镜任用匪人张球,连他自己也上本自参了。我的弹劾奏章里说他任用匪人诬陷清廉又有什么错处?我们在高兴楼吃酒时,我确实说了田文镜蹂躏读书人,也说过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偏执之人。当时,谢济世也有同感。但那时,我们谁也没说参本之事。说我们‘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这事,陈学海也在场的,把他传来一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卢从周早就知道,说李绂等“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的罪名是无法成立的。他在一旁问道:“你说黄振国是好人,还说他是受了冤屈。可是,现在从黄某的住处搜出了两万赃银,马贩子还揭出他私卖茶引之罪。这些都已收录在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省苏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李绂说:“犯官和黄振国之间,并无过从往来。他贪赃既然已有实据,犯官确实是误听了人言,也自有应得之罪。大人问到这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别无可言。”

  十月十八日(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通过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向全军发布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⑨”这个指示,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驻扎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苏军出现频繁调动迹象,台、澎、金、马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驻守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都因此取消了周末休假而进入全面戒备。

  这样一说,案子就成僵局了。高其倬传令让带谢济世,一边对李绂说:“李绂呀,你如今身在不测,要仔细思量怎样才能承奉圣意。你既然是有错,就应当反躬自省,如果你要上表谢罪,大理寺可以代你呈转。”

  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事先竟没有请示军委主席毛泽东,就擅自作出决定,并向全军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李绂想也不想地站起身来说:“我就是上表,也只肯订正黄振国一案,田文镜岂能说是无罪之人?他是河南总督,黄某是信阳知府,他任用了黄某,并且多次表彰,难道他就没有一点责任?”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竟自去了。

  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每天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作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个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后来回忆:

  谢济世被带进来了,他个头很高,又极重边幅。不仅衣服上没有一丝皱折,就连辫子也打得十分整齐。去刑之后,他还特意地又用手梳拢了一下自己的发辫。他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上坐的审案大员们。一看就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人物。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⑩

  高其倬想,得先打下了他的威风,便一拍惊堂木问:“谢济世,你知罪吗?”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作法,确实有很深的用意。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这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林彪又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①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祖国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②1969年6月3日《人民日报》。

  ③[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69年6月5日。

  ④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记录,1969年9月11日。

  ⑤毛泽东审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时加写的口号,手稿,1969年9月。

  ⑥据1969年10月4日新华社报道。

  ⑦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见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⑨林彪《第一个号令》,1969年10月18日。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15页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三月七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要汪东兴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晚上,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到会的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商定组成工作班子,立即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仍留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而是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到会。会上,周恩来特别提醒:委托叶群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并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可是,林彪却在三月九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①

  三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并报送毛泽东批准。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在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问候林彪同志好!”②

  在毛泽东已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仍一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表现出意见分歧。

  四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③”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突然打破了沉默。

  四月十一日夜,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④

  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上述意见。会上,有相当一部分政治局成员附和林彪的意见,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会后将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接到报告的当天(四月十二日)就明确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批示,无疑是对林彪“三条意见”的答复。

  四月下旬,毛泽东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⑤

  毛泽东已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林彪背地里仍继续坚持唱反调。这是很反常的现象。五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⑥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里说的“因人设事”,⑦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从五月到七月,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十几批外宾,同他们分析国际形势,谈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会见外宾最多的一段时间。

  七月下旬,毛泽东刚离京去南方不久,在中央内部又发生一场风波。

  和往年一样,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准备发表一篇社论。这类社论稿通常都要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在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跟林彪关系已非同一般的陈伯达同江青的“智囊”张春桥就社论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分歧:陈主张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语中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而张则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这件事“要请示主席”。⑧

  过了两天,周恩来去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他当面向毛泽东讲了这场争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仿佛并不在意,轻松地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他还要汪东兴代他圈去社论稿中“毛主席和”几个字。第二天,周恩来写信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⑨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决非并不在意。他对汪东兴讲: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后来,他又多次讲过这个意思。⑩

  这件事不能不使他联想到一年前林彪擅自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这个举动。去掉了“毛主席和”几个字以后,就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只是因为周恩来汇报这场争论的情况时,黄永胜也在场,毛泽东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观察,故意没有把话说得那样明白。

  越来越多的迹象已使毛泽东感觉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九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七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①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页。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1页。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等送审的《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文章稿的批语,手稿,1970年4月3日。

  ④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页。

  ⑤同上。

  ⑥吴法宪交代材料,1971年10月21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6页。

  ⑧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一”社论稿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0年7月28日。

  ⑨周恩来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信,手稿,1970年7月30日。

  ⑩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2页。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八月十三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①”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十四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引者注)会有大的斗争。②

  事情很明显,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场政治风波,是林彪集团在会前就作了积极准备的。

  一九七0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下午,毛泽东登上庐山。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三次来到这里。

  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八月二十日前后,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等也陆续到达庐山。二十一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③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④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⑤

  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⑥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⑦当年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进行联络的汪东兴后来说:“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⑧”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时,有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的说法,也开始悄悄地在林彪周围的一些人中间传递。而对林彪、叶群为在庐山会议上作“大的斗争”所进行的暗中策划,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无所知。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二百五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后,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个常委:“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这时,林彪拿出一份讲稿,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⑨

  林彪发表的这篇显然有充分准备的讲话,事前并没有正式打过招呼。本来,二十二日下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表示在开幕式上不作发言,主要由周恩来一个人讲。但是,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林彪这种反常的举动,说明他在全会上发表这篇讲话是事前经过精心设计的。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⑩”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①吴法宪的书面检讨,手稿,1971年4月9日。

  ②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③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④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⑥康生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2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44页。

  ⑧同上书,第45页。

  ⑨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⑩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70年8月22日。

  康生讲完后,已近烦躁的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①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吴德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②”所以,这个意见被通过了。林彪得知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高兴。他派叶群和在山上的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③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八月二十九日才上庐山)。但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还手舞足蹈地边比划边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④”讲话很有煽动性。

  二十五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⑤”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在中南组,叶群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也拿着“天才”语录,在西南、西北等组的会上作煽动性发言。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二十五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⑥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次会议的决定,给正在自鸣得意的林彪等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他们马上乱了阵脚。但林彪还试图稳住局面,“以守为攻”。他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检讨时,林彪又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检讨!⑦”刚从北京来到山上的黄永胜也悄悄销毁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

  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的五天里,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这期间,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返回住所。陪同毛泽东的张耀祠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夜间,庐山就像罩着蚊帐,浓雾滚滚,伸手难见五指,能见度很低,看不见路。主席要我多找几个马灯做路灯。可有马灯还是看不见路,只好找两个干部手提着马灯,在车头两侧行进,车速不能开快,只能徐徐前进。”⑧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八月三十一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引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⑩

  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且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0年11月1日。

  ②吴德:《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④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汪东兴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70年8月24日。

  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

  ⑥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见《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4-125页。

  ⑦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⑧《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95页。

  ⑨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⑩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手稿上,最初在讲到陈伯达搞的“天才语录”时曾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应为九条。——引者注),如获至宝。①”但文件印发全会前,他又删去了这句话,并把修改件给林彪看。

  九月一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②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全会闭幕当天(九月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约集各组正、副组长,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③”在这里提出“拥军爱民”,自然有要正确处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关系的意思在内。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据吴法宪后来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指吴法宪。——引者注),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④”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弄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先结束全会。

  九月六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闭幕会上,周恩来、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分别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讲话。他说: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辑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所收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引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

  谈到庐山会议上出现的这场风波时,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⑤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⑥

  九月九日下午,心绪难以平静的毛泽东离开庐山。

  九届二中全会离九大不过一年多时间。然而,竟酿成全会上这样大的一场“风波”,使与会的大多数人卷入其中。这是毛泽东始料所不及的。全会不可能延期太久,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对会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需要继续弄清情况,需要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在弄清情况后再进一步作出判断和采取措施。

  离开江西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停在支线休息。十五日到了武汉。十六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引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⑦

  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他找陈先瑞、吴德谈话。一开始就问: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接着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⑧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⑨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⑩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①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手稿,1970年8月31日。

  ②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51页。

  ③周恩来、康生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6日。

  ④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25日。

  ⑤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⑥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9月6日。

  ⑦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65页。

  ⑧毛泽东同陈先瑞、吴德谈话记录,1970年9月19日。

  ⑨周恩来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检讨问题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0年9月22日。

  ⑩吴法宪向毛泽东写的书面检讨,原件,1970年9月29日。

  吴法宪的检讨在毛泽东那里搁了半个月。十月十四日,毛泽东终于写下口气严厉的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指军委办事组。——引者注)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指林彪在九大所作政治报告。——引者注),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对吴法宪检讨中所说犯错误原因旁批道:“这些话似乎不真实。”批语还驳斥了所谓“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特别注意,在下面画了横线,对其中的“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更画了双道横线。他还写道:“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①

  第二天,毛泽东又阅批了叶群十三日送来的书面检讨。叶群在检讨中同样称自己是上了陈伯达的当,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②显然,这些都是欲盖弥彰的解释。

  毛泽东在批语中尖锐地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批评叶群等:“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关于“天才”问题,毛批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旁,毛泽东批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检讨中讲到“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事前是经过密商的,在下面画了两道横线。尽管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十分不满意,毛泽东这时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③

  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都批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于是,毛泽东又采取了一系列敦促性举动。用他的话来说,叫作“挖墙角”、“甩石头”、“掺沙子”。

  十一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④”同时,向党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会议,各师要有人到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⑤不久,他又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通称“华北会议”),观察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饶有兴致地接待了他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同他进行了话题广泛的交谈。其中多次谈到关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毛: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⑥

  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为开好华北会议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强调:“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战争年代所立‘战功’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立‘新功’。——引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⑦

  一九七一年年初,毛泽东就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批告林彪、周恩来、康生,认为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⑧

  二月十九日,鉴于历时一个月的华北会议并未达到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点了军委办事组:“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即中央军委召开的批陈整风座谈会。——引者注),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⑨

  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对他的批评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报告称:“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⑩

  在极度不满中,毛泽东对黄永胜等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和前几次不同,他这次没有再把阅件批转给林彪看,而只是写道:“周(恩来)、康(生)阅后,退军委。”他心里很清楚,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所以在“批陈”问题上的态度,同他们背后的林彪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林彪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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