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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国高楼分君忧,毛泽东传

日期:2019-08-22编辑作者:www.qg777.com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心中有了主意,弘时就立刻行动。他先让人到遵化去传令,对十四皇叔允禵严加看管。没有他弘时阿哥的命令,允禵寸步不得离开陵寝;又派人去通知年羹尧说,“圣驾尚未返京,你们可以在路上边走边等,以备郊迎的大礼”。这样弘历就不得不在路上停住,也就给自己争取了时间。现在他要防备的只有一件事、一个人,那就是八叔允禩。

  这一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也是实践十五年赶超英国目标的头一年。新年伊始,毛泽东向全党提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来。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弘时非常清楚,八叔那里也在窥伺着好事呢!“病了”?别骗人了,谁不知道你的毛病呢!只要一有大事你准得病,病了才能躲在家里出歪点子哪!弘时顾虑的是,自己一旦得手,八叔会不会学前明的永乐皇帝,给他来一个“夺侄自立”的故事新编呢?这倒是得费点心思。至于那个老舅爷隆科多,倒用不着多操心。别看他明里说的是一套,暗地里干的又是一套,可只要大局一定,他敢轻举妄动,我就立刻给他来个厉害的让他瞧瞧!

  回顾新中国走过的八年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如今,父皇在外,生死不明。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自己不抓住这个良机,从此就再也别想黄袍加身了,后世的人评论起来,也将骂自己是个无能之辈。对,此时不干,还待何时!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三阿哥弘时听到父皇“失踪”的消息后,十分兴奋,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父皇和皇弟弘历两人,一个生死不明,另一个却在千里之外,不趁此大好时机,夺位自立,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大傻瓜呢!

  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弘时之所以这样想,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弟弘历虽然也是皇上亲生,但从小到大,几乎事事处处都比自己高着一头,强着三分。当年康熙皇爷在世时,弘历就被叫进畅春园,在爷爷的身边学读书、学做事;而自己呢,却留在家里每天看着父王那阴沉可怕的脸色。圣祖归天后,弘时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古北口阅兵,是弘历代天子巡行;山东赈灾,是弘历代天子筹办;去西疆迎接年羹尧回京,还是由弘历代天子亲行;就连送圣祖灵柩到遵化这件事,按理是该弘时去的,可是,父皇却偏偏还是派了弘历,让他去代天子扶柩!平常的琐事、小事,那就更不用说了。弘历事事见好,弘时却总是挨训。多吃一口胙肉,父皇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呢,何况其它?弘时也知道,自己无论在德、才、能、识,还是“圣眷”上,都与弘历不能相提并论。可是,眼见得弟弟弘历将来必定要承继皇位,而自己却永远是个“黄带子阿哥”,弘时的心里却无法忍受,现在他终于逮着机会了,他岂能轻易放过?

  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常言说得好,“知子莫著父”。把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说“知父莫若子”。弘时尽管雄心勃勃,可他并不糊涂。就现在来说,父皇只是“下落不明”,焉知他真的是身陷绝境?又焉知他老人家不是在搞什么花样?我得问一问,访一访,要不,一个不小心,就会折载沉沙,万劫不复了。

  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他立即发出了一封六百里加急文书,命令田文镜“迅速探明御舟现在何处”。田文镜的急报很快地便回到了京城。弘时看了不免大吃一惊,原来皇上的御舟并没有翻,而只是在半路上搁浅了,全靠洛阳水师的兵丁们在拉纤,一天走不了二十里。弘时心里的那份高兴没有了,立时就变成了恐惧。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也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但想得绝妙的主意,却一个也不能再用了,他又觉得有些不甘心。他躺在大炕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想来想去,还得去求八叔帮忙。但八叔那里又不能明着去,得先探探那个老舅爷的底儿再说。老隆这个人既是托孤重臣,又是上书房里兵权最重的满大臣,他一定知道父皇的确切消息。当然,此人老奸巨滑,又和八叔明来暗往的,很让人不放心。但弘时手里拿着他的把柄哪,不怕他不老实听话。

  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隆科多应召来到府门口,大轿刚刚落下,就见弘时身着便装,步履轻快地迎了出来:“老舅爷辛苦!天已这么晚了,您这是刚下值吧?”

  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隆科多今天也是显得十分轻松。他一边和弘时并肩走了进去,一边笑着说:“哪有什么辛苦可言,又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我去当值啊。哎——你这房子里和他们哥几个可是大不相同啊!四爷弘历那里,满屋子全是书;五爷弘昼的书房里则到处都挂着鸟笼子。瞧瞧你这里,琴棋书画,却是样样俱全。嗯——不错,相当不错,像是个干大事的样子!哎?你怎么今天忽然想起你这个老没用的舅爷来了呢?”

  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看隆科多这轻快诙谐的神气,弘时倒觉得有些意外。这老东西平时不这样啊?他那张脸从来都像阴了天似的,难得有个笑模样。哦,一定是看我年纪小,想耍我!得了吧,您哪!我得先拿话堵住您:“舅爷,瞧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我有多大本事,又能干什么大事呢?”弘时也轻松地说着,“我今天请您来,说起来也是公事。您心里明镜一样,还能不知道吗?如今十三叔和八叔全都病了,马齐呢,每天埋头看折子都看不过来。朝里的事,只有靠您老一人在维持着。弘时我心疼您呀,我的老舅爷!四弟外出办事去了;五弟那身子骨您也清楚,只有靠别人侍候他,从来也别想让他管点事儿。我名义上是‘坐纛儿’的阿哥,其实那些闲事,我从来也不愿管的。但,不管不行啊!皇阿玛既然交给了我这差使,让我做这个留守的专职皇子,我就负有全责,不想管也得管。再说,皇阿玛在外边颠沛受苦,做儿子的又怎能不挂念他老人家?所以,今天特意请老舅爷来问一问,皇上现在到底在哪里?几时能回京?迎驾啊、驻跸关防啊什么的,上书房都有哪些安排?皇阿玛那六亲不认的性子,舅爷是知道的。老人家回来时见我一问三不知,是要发脾气的。他一定要问我:你这个‘坐纛儿’的阿哥是怎么当的?到那时,我可怎生回话呢?”

  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弘时长篇大论的,一下子就说了这么多。他刚开口时,隆科多还想用“皇子阿哥不得干预政务”的理由来教训他。可是,听着,听着,隆科多竟张不开口了。人家既然点明了自己是‘坐纛儿的阿哥’,你要再不报告情况,那不就是失礼了吗?他只好说:“三爷,你就是不问,我也正想对你说这件事的。邸报每天都送过来让你看了,皇上銮驾已经从泰安启程。八爷和我算计着,大概三五天的功夫也许就该到京了。这几天没见有朱批谕旨,我想了一下,或许是皇上身子不爽;也或许是圣驾即将回来,用不着公文往返了吧。再有就是,畅春园里住的善扑营军士,原先说好是三个月一换班的。现在已经到期,换不换呢?还有,年羹尧带着三千军士进京演礼,要他们住在哪里合适呢?人家是立了大功的,总不能回到家里了,还住在帐篷里吧。这件事不算小,也是应该早做准备的。”他说完,身子朝后一仰就靠在椅子上了。两只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这位“小白脸”的阿哥。那意思好像在说,我全都“报告”给你了,该怎么办,就是你这位“坐纛儿阿哥”的事了。

  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弘时心里明白,却又故作不知地看着这位身份显赫的老舅爷说:“舅爷,您说呢?八叔你们经的事多了,想必早就有了定见。我什么都不懂,能说些什么呢?”他不动气色地把球又踢了回去。话一说完,便站起身来,在房子里消闲地踱起步子来了。

  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隆科多一听这话,傻眼了!他原来是想给弘时出个难题的,没想到竟被他轻飘飘地顶了回来。说实话,隆科多从来也没有用正眼瞧过弘时。他一向认为,弘时不过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浮夸子弟。现在听他这么一说,可真是让人应当“刮目相看”了。他想起八爷廉亲王曾说过,他们都要当新的“三爷党”。还说,只有叔侄联手,才能成就大事。可是,怎么联手,彼此之间有多深的瓜葛?八爷没说,他隆科多也不敢问。今天他应召来到这里,本来是想试试弘时的水到底有多深的。可是,弘时的话一说出来,他就感到,这个风度翩翩的小白脸阿哥,城府之深竟让人琢磨不透。要真论起滑头和奸诈来,恐怕还远在八爷允禩之上!

  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隆科多还正在犯嘀咕,弘时却先开言了:“老舅爷,您老不要想那么多,先听我一言奉告。我这人说话直,说错了您可别见怪。八叔虽然精明,但可惜他宝刀已老,一遇杀场就不堪再用了!当年,八叔和父皇,以及太子、大千岁的那些过节,早已该揭过去了。前人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诗写得真好,只是把时光拉得太长了一些。假如换一句,说‘各领风骚十几年’就贴切了。”弘时说着,步子突然一停,目不转睛地盯着隆科多,“您说是吗,我的老舅爷?”

  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隆科多看着他那寒光凛凛的眼神,不觉心里一颤。可他毕竟是饱经磨难,老于世故的人了,很快地便镇定了下来,摇摇头说:“三爷,我老了,实在是听不懂你的话。”

  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哈哈哈哈……”弘时放声大笑,随即又悄声说,“老舅爷,你和我打的什么哑谜呢?说到底,你、我和八叔的心思全是一样,都在盼望着老爷子‘平安’回京嘛!所以,畅春园里的警卫要换一换,由步兵统领衙门暂时管起来;年羹尧要回京演礼,他带的兵当然不能住在野外的帐篷里,因此丰台大营的提督行辕便要让出来——这些,不是八叔你们已经商量好了的吗?怎么您现在还说‘听不懂’呢?”

  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隆科多大吃一惊,脸色也变得煞白。弘时刚才所说,确实是八爷廉亲王他们商量好的。这个计划很明确:控制并搜查畅春园;打乱丰台大营的指挥体系;还有一条更重要,那就是切断雍正的归路。这是八王爷他们策划已久的事了,但却苦于没有机会进行。这个计划并没和弘时商量,八爷还曾特别嘱咐,“不要让弘时和弘昼知道”。现在计划刚刚出笼还不到六个时辰,弘时就已了若指掌。一定是有人向他透露了信息。他也一定在想着夺位的事,而且想得更多更细。这简直太可怕了!

  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弘时见隆科多蔫了,心中自是万分得意。他舒舒服服地坐到椅子里,若无其事地吃了一口茶;含着微笑,看着手中这条已经被杀掉威风的老狐狸说:“老舅爷,你怕的什么呢?只要是为了皇阿玛的‘安全’,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做去,我是不会反对的。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各领风骚’那句话。不过,咱们得心中有数,不要乱了阵脚,乱了章法。”他的口气一变,带着明显的压力说,”我毕竟是‘坐纛儿’的阿哥嘛,我既要为皇上负责,也要为天下社稷尽忠尽力。至于以后的事会怎样,那就得用《出师表》中的话来说了:‘成败利钝,非臣所能逆睹’也!”说罢又是一阵放声大笑,“来人,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拿来,让舅爷带回去!”

  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弘时和隆科多的密谋直到将近子时才结束。可寅时刚过,一乘绿呢大轿就抬到了畅春园门前,老相国马齐从轿里钻了出来。多日来,他确实是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也没有一刻的清闲。他老了,再也没有从前的那份蓬勃向上的朝气了。但他的忠心,他的尽职尽责,却仍然是朝中人人钦佩的。下了大轿,他刚想举起胳膊来痛痛快快地伸个懒腰,可是,突然又放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畅春园自康熙在世时,就是皇上居住和会见臣下的地方,在这里是不容有一点放肆的。他昂首向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的冷风,清醒了自己发昏了的头脑,便大步向园内走去。今天要办的事情还多着哪,他不敢有一点松懈,一点马虎。

  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宽大的仪门旁,已经有十多位官员在候着他了。今儿个早上,畅春园当值的侍卫是鄂伦岱。马齐问他:“八爷和隆中堂那里有黄匣子送来吗?”

  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①(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鄂伦岱垂手回答:“回中堂,没有。八爷身子不好,隆中堂正忙着接驾的事情,说前晌要过来和马中堂议事。”

  毛泽东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不断革命”。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马齐看了他一眼,见他的脸上白中透青,好像一夜未睡似的。又听他说“接驾”,忙又问:“哦?隆中堂是不是知道圣驾现在哪里?”

  同时,他又交代,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件事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②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回马中堂,隆中堂没说,我也不敢动问。对,他好像说,畅春园的护卫已到了换班的时候,该换一换了。”

  毛泽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领导经济建设全神贯注,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他是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很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而新中国八年来的迅速发展,也的确为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马齐想了一下说:“换是该换了,只是哪差这几天呢?你去传话,叫各地请见的官员们,都到露华楼前等候。”说完,便甩手走了进去。

  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这畅春园,是康熙皇帝在世时就开始修建的,建筑规模之宏大,园中庭院、花木之多,早已是天下闻名了。马齐走过澹宁居时,因它是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办事的地方,便恭恭敬敬地施礼致敬。从这里再向北走,便是一大片海子。水中新荷嫩绿,岸边杨柳笼烟。海子后边,一座高楼拔地而起,便是他今天要去的“露华楼”了。这是畅春园内最高的地方,也是圣祖皇帝的一座书楼。当年康熙皇帝每当盛夏,都要登上楼顶纳凉吹风的。从这书楼远眺,依稀可见康熙晏驾时的旧址“穷庐”。穷庐若但从外边看来,只不过是一片寒舍茅屋。其实,听说那里面装璜得十分考究,不过马齐却从来也没有幸运进去看过。如今人去屋在,倒令人平添了几分怀念。

  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马齐今天所以要到露华楼来办事,图的就是它凉快。海子里含着水气的凉风穿楼而过,就是盛暑季节,在这里也可以滴汗全无!侍卫刘铁成跟着马齐进来说:“中堂,您以往不是都在韵松轩那里见人的吗,那里虽然不如这边明亮,也稍微热了点,可是,放上冰盆,比这里还要凉一些哪!您一改主意,倒害得太监们忙着搬了一夜的文书。”

  同解决其他难题一样,他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人手。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马齐一边叫人把窗子全都打开,一边笑着说:“老刘啊,你哪里知道我的心意?这些天,我实在是乏透了。一见人,一听说话,我就直打瞌睡。知道的,说我睡得太少;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在摆宰相架子呢。再说,皇上和宝亲王也该着回来了。韵松轩那里本是宝亲王办事的地方,等他回来我再挪地儿,不是显得太不恭敬了吗?”马齐正说着,又忽然想起今天要见的人还多,就不再闲聊了:“哎,铁成,我过来时看见河南藩台车大人来了。你辛苦一趟,让他先进来说事儿吧。老刘啊,你是老侍卫了,我可不敢让你在这里侍候,更不敢劳你给我站班。皇上快回来了,你也该到各处转转,让太监们把这里好好打扫一下。皇上爱清静,让人把树上的‘知了’全都粘下来。”

  从一九五六年初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刘铁成刚走,河南藩司车铭就进来叩头:“卑职给马老大人请安!”

  这里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马齐用手虚抬了一下笑着说:“车大人请起。不要拘礼,坐下来才好说话。实不相瞒,我一天要见百十位官员,都这样客气,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一九五五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十二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他说,这篇序言“节约起来讲就是要搞多快好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随后,<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②(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有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千军万马,奔腾而来”。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篇社论,成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一个代表作。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全会的组长们一道,议出七条意见,对压缩一九五七年预算和计划指标表示赞同,但又指出:“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3日。)实际上毛泽东对这七条并不很满意。后来他说,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妥协方案,是个提坝,挡一下水。④(④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过了十个月,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八届三中全会后,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①(①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据他说:在访苏前就开始写的,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功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一九五八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这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的。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南宁会议。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在南宁会议前,有一个杭州会议,由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杭州会议共开了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三天;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四日两天,这一次有周恩来参加。据毛泽东说,第一次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在一月三日和四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离开杭州,乘专机经长沙,于一月六日来到南宁。这里的气候依然温暖如春,江山如画,洋槐树只有少数的黄叶子,告诉人们这里是秋天不是春天。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范围更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他亲自写了一个会议通知,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分管计划、财政、经济的几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外,还有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包括黑龙江、陕西、四川、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九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陶铸、刘建勋,以及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①(①在毛泽东开列的到会人的名单里,陈云、邓小平、潘复生因故没有到会。)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南宁会议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以及正在酝酿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它们是: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一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关于反对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1月12日。)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J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六七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搞了十二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毛泽东带有警告的口气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二十年只搞了四万吨钢,理应失败。”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一月十二日上午,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二次讲话,开头就说:“八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他在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多快好省。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②(②指写于1955年12月27日的第二个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反冒进就是泄了六亿人民的劲。他讲到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说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毛泽东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这以前,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一月十三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一月十四日,继续开会。毛泽东第三次讲话,讲工作方法问题,共二十四条,比杭州会议的十七条更为系统化。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毛泽东历来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他说: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他再次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②(②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4日。)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从一月十一日到十四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形成了工作方法二十四条。从一月十五日起,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一九五八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一月十六日,柯庆施汇报。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话,从柯庆施的一篇报告谈起。柯的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作的,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很明显,毛泽东是借此批评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这些话,显然说得很重,也太过分了。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毛泽东又说:“周恩来的报告,②(②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都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他批评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昼夜奔忙.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不搞,也不下去跑一跑,思想僵化。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他说: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问题不行。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毛泽东提出,要破暮气,讲朝气。他说,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二十二岁死,颜回活了三十二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6日。)多读书,多研究理论,以增加共同语言;去掉暮气,保持朝气,以鼓起革命干劲。这是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两个重点。他批评了一些人和事,这些批评又是集中对着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负责人的,这就使得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据薄一波回忆,当时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一月十七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62页。)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一月十七日,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毛泽东写这篇序言的着重点本来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社论恰恰不引用这些话,反而引用了另外一些包含着防“左”内容的话。所以毛泽东非常不满,说:“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要引就应引全文,引全文即否定他了。”①(①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7日。)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③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一月十九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着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周恩来在发言中承担了反冒进的主要责任。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反冒进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减少了一些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因此,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①(①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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