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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搏虎,毛泽东传

日期:2019-08-22编辑作者:www.qg777.com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这年秋天,孔子由负函返卫。
  卫国的君位终于还是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这就是卫出公,也称卫孝公。辄的父亲蒯瞆在晋庇护下流亡在卫晋边境。这时卫出公在位已经三年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安定,孔子在卫做官的弟子们纷纷邀请孔子返回卫国。孔子毫不犹豫地辞别了郢都,带领一班弟子自楚返卫。
  深秋季节,大地一片凄凉,枯草望风披靡,黄叶随风飘落,为数不多的寒蝉在秋风中哀鸣。一天中午,孔子师徒来到一片树林中休息,人吃干粮,马啃衰草。正午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筛入林间空地,很有几分暖意。午饭后,孔子斜倚在一棵古松下闭目养神,微风吹来了一棵干枯的蓬草,在他身边停住,刺疼了他的脚面。待孔子睁开微闭的眼睛,不等伸手去拿,蓬草又随着一阵清风飘走了。它有时升到空中,有时贴着地面,穿行在林木之间,或滚动,或飘摇,飘飘停停,最后不见了,不知去向,不知何处安身。孔子望着这飘去的蓬草,听着梢头寒蝉那凄厉的哀鸣,不觉感慨万端。秋天过去便是寒冬,一年将尽。自己已经六十三岁,也到了暮秋之年。暮秋季节,农民已经收获完毕,仓满廪盈,而自己却一无所获,一事无成,将用什么去送走这寒冬岁末,生命的终结呢?那棵远去的蓬草仍在他眼前闪现,它没有根,没有家,随风四处飘荡,这又多么像自己的形象与身世呀!蓬草总有归宿,或烂成淤泥,或化为灰烬,然而自己的归宿是什么,又在哪里呢?……一阵欢快的歌声由远而近打断了孔子的遐思冥想。抬头望去,一位驼背老人一手持竹竿,一手提口袋,哼着小曲,一乐三颠地朝这边走来。他边走边用竹竿粘那枝头上哀鸣的寒蝉,只要竹竿到处,便是一个,无一逃亡。老人将竹竿伸出去,收回来,那蝉便振着翅翼挣扎,嘎嘎地鸣叫着落入他的口袋。他粘得很准,很快,远远看去,仿佛是在不断低头拾取。驼背老人走近身边,孔子惊异地赞叹说:“丈人粘蝉的技巧真高,莫非你掌握什么诀窍吗?”
  驼背老人回答说:“每年五、六月间,我于林中取蝉,开始时,粘三只飞两只,渐渐的粘三只飞一只,到后来便一只也不再飞走,像从树上取下往口袋口里装一样。我的身体好比是树株,我的手臂好比是枝叶,天地虽大,万物众多,但均与我无关,我的心目中只有蝉翼。如此而已。”
  驼背老人讲完,孔子像似总结,又像是在教育弟子们说:
  “用心专一,能通于神。佝偻丈人大概是指此而言吧!”
  说话间飞来了一群鸽子,落在他们身旁不远的一块空地上觅食。它们并不怕人,一边叫,一边瞪着机灵的小圆眼向这边瞧,一边“咕咕咕”地呼唤着。内中杂有一只水鸟,比鸽子大,比鸭子小,呈黄褐色,身体笨拙,走起路来一摇三晃,总是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孔子从未见过这种水鸟,便向驼背老人请教。驼背老人告诉孔子说:“此鸟名意怠,飞时由他鸟引路,栖时任他鸟胁迫,进不敢向前,退不敢落后,食不敢先尝,常列群鸟之中,张网捕者,援弓射者,均不能伤害它。”
  听了驼背老人的介绍,孔子深受启发,心想,禽鸟尚且知合群以团结,藏身以避害,更何况是人呢?回想十年来,自己带领着几十个弟子,颠沛流离,被围于匡,伐树于宋,被困于陈、蔡,都几乎丧生,这与自己不知避害有关。自己曾读过“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以避乱”的故事。重千金的是以利合,重赤子的是以天属。以利合的,遇到穷患祸害必彼此相互抛弃,以天属的遇到危难必相互营救。自己长期抛家舍业,别妻离子,流落在外,这难道是合“天属”的吗?然而本来“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自夸者易贬,功成者招忌,名高者受谤”,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常理,难道自己能够逃脱吗?——孔子思想的机器在飞旋着,充满了矛盾与苦恼。
  本来,孔子这次是要径直返回卫都帝丘的,因受意怠鸟的启迪,便派子路、高柴先到帝丘去探听实际情况,看看卫出公与孔文子是怎样的态度,是否容他回去从政,自己带领弟子们到宋卫边界的仪邑暂住,因为那里风俗敦厚。
  一天,公良孺驾着车来到一条大河边,渡口处集聚着许多人,等候过河。忽然,有一只九尾鸟从树林中飞出,掠过河面,飞向遥远的北方,消逝在蓝天的尽头。大家都翘首仰望着那远去的飞鸟,很感惊诧,谁也不知道这只奇怪的九尾鸟叫什么名字。有位中年汉子见孔子岁数大,行走乘车,跟随他的一伙人都称他为“夫子”,定是个有知识有学问的高贵人,便上前问道:“请问老丈,可知方才飞过的九尾鸟唤作何名?”
  孔子回答说:“此乃鸧鸹也。”
  汉子追问说:“老丈有何根据?”
  孔子解释说:“丘少时尝闻河上艄公唱道:‘鸧兮鸹兮,遂毛衰兮。一身九尾,夸美兮长兮。’此鸟生九尾,不是鸧鸹是什么呢?”
  围听的人个个点头称誉。
  孔子师徒住在仪邑一家不太考究的客店里。一天下午,店家来报,说有敝邑封人拜见孔子。封人是官名,大约是典守边疆的官吏。孔子吩咐子贡出去招待。子贡来到客室,见封人正立在那儿恭候。经店家介绍,封人向子贡拱手说道:“某虽系风尘小吏,然素来仰慕君子贤人。凡经过敝邑之君子贤人,未曾不见,今闻听孔夫子驾临,特来拜见受教。”
  子贡引封人进内室来见孔子。封人见了孔子一揖到地说:“某虽居下位,然颇留心天下时势与君子贤人的踪迹。某素慕夫子是久负天下盛名的圣人,遍访列国,欲以‘仁政’‘德治’救万民,可是奔走十年,大道终莫能行。夫子既然博学多能,当然通达事理。眼见到处枝节横生,被困于匡、宋、陈、蔡等地,侥幸得脱伐树、绝粮等危险,应该觉悟息肩,何必再东奔西跑呢?”
  孔子说:“丘之道,来自古圣贤。居上位者,借着职权以化民,收效较易;然而世不用我,只好以口舌说法,以道启民。丘之所以走遍天下,游说诸侯,结交士大夫,旨在借语言传古圣贤之道,以济天下,至于个人功名富贵,丘视之若浮云敝屣!”
  封人再次施礼,十分恭敬地说道:“今日方知夫子乃救世真人,誓欲救民于水火。此非风尘末吏所能妄测高深的!”
  封人说罢,依依告退。孔子命子贡代送到客店门外。店门外,封人感喟地对子贡等人说道:“诸位不必忧虑天下无贤君,世道昏暗日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故而周游四方,甚不得志,只能以施政设教的木铎,遍徇于道路,以收振聩发聋之功效,完成其素王之业绩……”木铎是铜质木舌的铃,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它。也比喻宣扬教化的人。这里用的是第二个意义。
  孔文子的妻子是卫灵公的大女儿,蒯瞆的大姐。早在卫国独掌大权。蒯瞆是因为湔雪宫闱奇耻大辱而出亡在外的,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从道义上,天下的舆论多支持蒯瞆。蒯瞆现在住在戚邑,与赵简子的关系相当融洽,一旦借得晋兵回国夺取君位,孔文子将左右为难,既不能袒护妻侄而拒郎舅,也不便私通郎舅而逐妻侄。他反复想了许久,想起孔子是负天下重望的圣人,如果能请他回来同理朝政,一切问题便有所依靠了,而且孔子有许多贤弟子,可以做柱石,挑重担,共治卫国,因而他便征得出公的同意,欲到楚国去迎回孔子师徒。不料恰在这时,子路、高柴求见。孔文子忙殷勤地接入客室,劈口问道:“为何不见孔夫子归来?”
  子路将实情告诉了孔文子,孔文子说:“正如久旱盼雨,圉醒里梦里都在盼望老友归来,岂有不欢迎之理,明朝一定亲驾车舆往迎!”
  子路问起了卫国的近况,孔文子说:“卫正当多事之秋,内无贤才相助,外有世子树敌,所以急待老友还朝,解决疑难。”
  彼此又谈论了一会儿国政,孔文子非常惬意地对子路说:“余已年高,军权现已交王孙贾。府中尚有家卒三千,苦于无相当人统率,今日将军自天而降,真乃雪中送炭,就请统率家甲,并荐为大夫。高柴原为士师,颇有经验,仍官复原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子路听说身兼双职,可以施展胸中抱负,欣然称谢。高柴性格内向,很少言语,只是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孔文子招待子路、高柴吃过便饭,三人一同入朝拜见卫出公。孔文子向出公奏明原委,出公一一准奏。
  第二天早朝以后,孔文子便与子路、子羔分别驾御着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到仪邑去迎接孔子。卫出公也学着祖父灵公的样子,率领文武官员郊迎大贤,回宫后设盛宴为孔子师徒接风洗尘。从此以后,孔子师徒又在卫国住了五年。
  孔子回到卫国的第二天上午,子路就问孔子:“倘卫君正待夫子主持政务,夫子将以何为先呢?”
  子路向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在居仪的日子里,孔子就一直在思考着这一问题:这次返回卫国,假使卫出公让我出仕从政,我将首先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但在卫国却变得极其复杂。卫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是世子蒯瞆的儿子。灵公死后,理应由蒯瞆继任君位,但因他不满其母南子的淫乱行为,谋杀未成,逃亡在外。南子想立小儿子郢为君,郢不受,让位给辄,于是由辄继位,并拒绝其父蒯瞆回国。这不论在“君臣”的名份上,还是在“父子”的名份上,都是不“正”的,国内外对此正议论纷纷。但是,出公辄既受其祖母南子之命而立,即使将父亲排斥在外,也不影响他的君位“名份”,因为“父子”关系是从属“君臣”关系的。为了平息国内外的不好舆论,肯定卫出公的君位名份是合乎“周礼”的,必须首先端正名份。孔子对这个问题考虑的时间很长,早已成竹在胸了,所以当子路提出时,便毫不含混地回答说:“先端正名份,使之各安其分。”
  子路对卫国的君位继承问题的看法如同世俗,认为辄继君位,拒绝其父蒯瞆回国是不合“名份”的,要“正名”就得反对卫出公,迎接蒯瞆回国执政为君,这在卫国不仅难以立足,恐怕要招惹塌天大祸。他没有猜透孔子的思想,因而提出怀疑说:“夫子未免迂腐太甚了吧?当今之卫国,首先端正名份,如何行得通呢?”
  孔子不高兴地说:“由啊,你说话竟如此粗野浅薄!不懂之事,君子应取保留态度,不可妄言!名份不正,则难言之成理;言不成理,则事难有成;事不成,则礼乐难兴;礼乐不兴,则刑罚难以公允;刑罚不公,百姓则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君子对于名份,不可不言,言之则必可行。君子之言,定严肃不苟,万不可马虎从事!”
  对于夫子的话,子路虽不十分明了,但却不再言语。
  由此可见,孔子决心接受卫出公的邀请,在卫国干一番事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提出了自己“首先是端正名份”的政治纲领。然而,卫出公既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郊迎孔子,宴请孔子,礼待孔子,每年给孔子两千担的俸禄,博得了一个爱贤的美名,又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并不重用孔子,孔子在卫五年,只是做一个宾客,做一个公养之仕。孔子在鲁,是行可之仕,即有希望行道的官;卫灵公时,孔子是际可之仕,即受礼遇的官;如今成了卫出公的公养之仕,即受公养的官。这在别人,也许是最高的愿望了,无具体工作,却享受着并不低的待遇,而孔子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仅仅“公养”,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好把精力用在教学与治学上,为他几年后返回鲁国,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搜集了资料,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孔子闲来无事,一天由子贡陪同到士师府去查看高柴的政绩,高柴不在,他的副手正在审讯岭邑邑宰。岭邑已经两年不曾缴纳田赋,影响了国库的收入,孔文子责承士师依法审理。岭邑宰哭丧着脸说:“敝邑地处山区,近几年来常有猛兽出而作害,毁坏庄田,捕食牛羊,失踪和被伤害的人不计其数,农夫纷纷迁徙……”
  “不管有何困难,拖欠田赋,总非忠实臣子!”副士师打断了邑宰的话,“本官限期三月,务须将所欠之赋税如数缴清,否则,将判你抗旨不遵之罪,定严惩不贷!”
  “农夫逃亡,土地荒芜,纵然将末吏碎尸万段,也难缴清田赋……”邑宰为难地争辩着。
  “休得狡辩,三月内缴不清田赋,你需提头来见!轰下堂去!”副士师将惊堂木拍得震天响,暴跳如雷地大呼。
  几个如狼似虎的武士奉命拥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将邑宰推出大堂。停了半天,副士师仍余怒未消。
  孔子与子贡在审判厅侧旁的客室里等候高柴归来,隔壁的审讯情况,听得真真切切。
  过了约有半个时辰,高柴外出归来。高柴,字子羔,齐人,比孔子少三十岁。他长得个子矮小,其貌不扬。早在鲁国,子路曾想推荐他担任费邑宰,孔子认为他比较愚笨,恐怕不能胜任。但他做事很灵活,能随机应变,在卫两任士师,都干得很出色。高柴见夫子来视察政绩,如实地作了较详尽的汇报。谈及方才副士师审讯岭邑宰的事,高柴说:“此事全在弟子失职,未能劝说副士师审慎从事。副士师为人正直,办事认真,颇干练,只是粗鲁莽撞,易出事端。”
  孔子问:“柴啊,依你之见,此案该如何了结?”
  高柴回答说:“深入岭邑查访,查耕作收获之实情,访农夫衣食之疾苦,然后奏明国君,酌情减免赋税。更为重要的乃是组织众多猎手进山,捕杀野兽,除去兽害,迁徙之农夫方得以归家,安居乐业,勤于农桑,民既富有,何患田赋难征?”
  孔子欣慰地点点头说:“柴之所言,正合吾意。待进山之日,勿忘告知为师,丘携弟子同往,共探疾苦。”
  孔子又与子羔拉谈了一些治法之道,子羔留夫子与子贡吃过午饭,师生促膝畅叙,直到太阳落山,孔子与子贡,方才离去。
  忽一日,子羔来约孔子进山。师徒一行十多人来到所要视察的目的地。只见梯田里蒿莱遍地,一片荒芜;山谷中林深草密,蛇蝎蜿蜒;山坡上荆棘丛生,狼虫出没;为数了了的村庄,残垣断壁,茅舍无烟;走进村去,兔走雉飞……这景象告诉子羔,邑宰的话没有半点虚假,无钱粮缴纳田赋,是在情理之中。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拯救这一邑百姓。
  天气明朗,风清日暖,孔子提议登山远眺,以开阔心胸。他已经许久不曾登山览胜了,十多年来,四处流浪,虽说跋涉过不少名山胜水,但栖栖遑遑,哪里还有闲情逸致观赏山光水色呢?今日他为子羔做了一件好事,为邑宰不再提着头来见,为一方百姓将会得救而高兴,所以不顾年迈体衰,竟有兴致登山了。
  翻过一座山梁,眼前是一道深谷。两山峡谷,深而窄,山高坡陡,水流湍急似箭。湛蓝色的涧水跳着高,打着滚,游着涡,一泻千里,谷中巨石顺流而下,震得山谷轰鸣作响。这样的巨谷,这样的山涧,莫说是人,恐怕龟鳖、鼋、鼍也难横渡。孔子站在岸边眺望,观赏,他由这湍急的谷流生发开去,想得很多,很远。突然,有一个汉子纵身跳下水去,接着就被激流巨浪吞噬了。孔子认为这汉子是在投河自杀,急命公良孺设法搭救。公良孺沿谷涧追了一阵,无奈水深流急,不敢涉足,只好停下来望谷兴叹。正在这时,一阵歌声自水面飘来,抬头望去,见那汉子仰卧波上,一会安然若睡,一会边歌边泳,很顺利地到达了彼岸,站在岩石上向这边眺望。河谷虽窄,但因激流轰响,高声呼喊是徒劳的,孔子便挥手示意,请他游过来,有事请教。那汉子又纵身跳入水中,一会仰,一会卧,一会侧,一会潜,一会浮,似散步林荫,若游愁凉亭,安闲自得,很快地游了过来,爬上岸边。孔子如饥似渴地问道:“敢问壮士,这游泳可有道可学吗?你是怎样学得如此精湛呢?”
  壮汉回答说:“我不知有道,更不知是如何学法。”
  孔子又问:“莫非你生就善游,如行陆地一般吗?”
  壮汉说:“这是我的故土,我生于此而安于此。我生于水而安于水,因而游技与生命俱长,这是我的天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游水而善于游水,这大约是我的命中注定的吧。”说完,一揖告别,无忧无虑地唱着山歌远去了。
  孔子疑心这又是一个避世之士,在劝戒自己要安于故土,不必四处奔波。要安于时势,不必自寻苦恼。要安于命运,不必拼力挣扎。他沉思了半晌,然后对弟子们说:“游水汉子之辞,丘不能苟同。倘人人安于混沌,盘古不挥动板斧,开天辟地,何以会有今日朗朗之晴空!丘之一生,就是要进取,要拼搏,要行吾之大道!……”
  深谷激流挡住了去路,孔子师徒只好折回身去,向另一座山峰攀去。弟子们搀扶着夫子,翻过了大小不等的几条山背,奔向主峰。时当正午,骄阳似火,只晒得孔子口燥唇干,命弟子们就树荫下休息,子路提桶去取泉水解渴。
  子路手提水桶径直朝前走去,翻过一座小山包,鼻中闻到了一股腥味,正在惊异的当儿,霍地一只白额猛虎从茂密的丛林中蹿出,张牙舞爪地向子路扑来。子路急忙拔出腰中佩剑与猛虎相搏,一个腾步蹿到了猛虎的后边,挺剑便刺。无奈虎皮坚韧,不能深入,猛虎挨了一剑,疼痛难忍,怒吼着,咆哮着扑向子路……
  子路虽从小练过武功,堪称勇冠三军,但却从未与猛虎交手,不得打虎要领,见猛虎扑来,一闪身躲过,又是一个箭步蹿到了猛虎的身后。虎身大体笨,还没来得及调转过来,被子路左手抓住了尾巴,右手噌的一剑,割下了半截。猛虎疼得满地打滚,子路趁机隐于丛林,一口气逃到了半山腰……
  孔子师徒正在林荫下休息,有的聊天,有的啃干粮,忽听阵阵虎啸,估计可能是子路碰上了猛虎。公良孺等几员武将奉夫子之命正欲持刀剑下山相助,见子路浑身汗湿,气喘吁吁地跑来。孔子见子路面如土灰,喘息不迭,正想动问,子路却劈面先问:“上士,中士,下士,杀虎是怎样的?”
  孔子回答说:“上士杀虎砍虎头,中士杀虎割虎耳,下士杀虎捉虎尾。莫非你遇着猛虎了吗?”
  子路从袖中取出半截虎尾抛到地上,一屁股坐在一块青石上说道:“夫子明知此山有虎伤人,却遣由一人下山汲水,莫非是欲假猛虎以杀由吗?”
  不等孔子开口,众弟子纷纷为夫子争理,你一言,他一语,弄得子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是傻愣愣地望着蓝天出神。子贡说:“孔门弟子三千,夫子从未宣过恶言,出过恶声,况且你是夫子最得意的弟子,数十年来亲若父子手足,夫子岂会有害你之心!”
  孔子说:“二三子请不要责备于他,由与虎力搏,受虎惊吓,力怯逃来,一时神志昏糊,不足为怪。”
  子路坐在青石上,闭目养神,半晌,睁开眼说:“由与虎斗昏了,说了几句梦话,恳请夫子恕罪!”
  孔子爱抚地说:“知性者同居,丘岂能怪你。”
  子路挺身而起,抓起弓箭,就要下山,孔子问道:“由啊,意欲何往?”
  子路发誓说:“下山打虎!今日不将这畜生杀死,便不佩做仲尼弟子!”
  孔子很喜欢子路的勇敢性格和勇于进取的精师。“明知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一生的作为。但他不喜欢子路的莽撞,头脑简单。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下山搏虎,无异于自投虎口。如果弟子们真能打死一只兽中王,那么便可以此作广告,告诉人们猛虎并不可怕,就可以顺利地组织猎人进山消灭野兽,使这一带百姓重建家园,安心耕耘,所以他支持子路下山打虎,派公良孺等一起前往,协力相助。
  子路带领五、六个同学,手持兵器来到方才与虎搏斗的地方。子路吩咐同学们隐蔽在四周的草丛里,由他一人慢慢地披蒿草,拔荆棘,向前窥探寻觅。突然,子路发现猛虎正躺在一棵大树下,回躬着身子在舔那受伤的断尾。子路不声不响地匍伏到正对着虎头的一棵古松下,然后噌噌噌地爬上树干。那虎只顾舔伤,子路的这些举动,它丝毫没有发觉。潜伏在四周草丛里的同学们,也根本不知道子路都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什么,是否寻到了猛虎的踪迹。子路拿箭搭弓,用力拉弦,精心瞄准,直拉至弓似满月才松弦放箭。只听蹚的一声,那箭正正当当地射在虎的天灵盖上,只疼得那猛虎向上蹿了一丈多高,又是怒吼和咆哮,震得山谷回荡。猛虎用头抵地,在地上旋转着,力图将那枝箭擦掉,减少疼痛。同学们闻听虎啸,蹿出草丛,围拢过来,但只是高声呼喊,谁也不敢靠前,竟都忘记了向猛虎放箭。子路一个高从古松上跳下地面,扑上前去,双手抓住那半截虎尾,将猛虎抡在空中,每抡一圈,那虎头便在树干上狠砸一下,连抡了三圈,连砸了三下,那畜生便脑浆迸裂,鲜血淋漓,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同学们欢呼着围上前来,那虎早已气绝,子路也瘫坐在草地上……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汪景祺可称为一只老狐狸,他把形势琢磨透了,也把年羹尧的心思看穿了,他知道年羹尧如今的处境并不那么美妙,几十万大军窝在这里,每日耗费军资数以万计,战不能战,不战又无言向皇上交代。拖得越久,他的压力便越大。而年某又素以心狠手辣驰名朝野,一旦受到攻讦,说他恃宠拔扈、傲慢狂妄,拥兵自重、意图不测,杀身之祸就会立刻降临到他的头上,皇上派十名侍卫到军中干什么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差点被斩,就没有一人口服而心不眼吗?所以别看年某人如今叱咤风云,说杀就杀,说打就打,好像在西宁这一亩三分地儿上,他年某可以为所欲为。可是,这表面上的凶狠,正说明他心里的惧怕!要不,他今天又何必把桑成鼎派来送信救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汪景祺还知道,年羹尧眼下这个难关,非他汪景祺来帮不可,因为汪景祺的招数高出年羹尧一筹。这个人原来在索额图手下的时候,就以“才识卓著”而受到重用,索额图为掸掇太子篡位坏事时,就有他的一份“功劳”。索额图倒了,他又投靠了八爷允禩,成了八爷手下的“高参”。他帮八爷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把雍正皇帝从御座上赶下来。所以你要说汪景祺是位煽动谋权篡位的“专家”,也并不过分。汪景祺向八爷献的第一条计,就是劝八爷想尽一切办法抓军权。因为十四爷现在被叫回了北京,要想东山再起,要想手中有兵,就得在年羹尧身上打主意。别看年某是雍正皇帝的亲信,可他汪景祺有法子取得年羹尧的信任,也有法子让年羹尧俯首听命。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汪景祺一到青海就看出来了,年羹尧用的这个死死包围青海的法子,是个笨办法。这不,一点明“塔尔寺”这个地方,年羹尧果然就上了心;一点明“塔尔寺不能来硬的”,年羹尧就傻了眼。看着年羹尧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汪景棋上前一步说:“大帅,其实这件事,还只是学生的一些断想,能不能实现还要靠大帅的决策。学生能提供给大帅参酌的,也只是一句话:既要得到全胜,又不能授人以柄,请大帅慎思。”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年羹尧迟疑了。他不声不响地转过身来,在房子里来回踱步,苦苦地思考着。终于,他下定决心了:“桑成鼎,你进来!去筹粮处传我的令:立即切断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食。青海全省的寺庙观宇、喇嘛僧侣们的用粮一概从军饷中按人头分发。哦,还有,去传点夜宵来,我要和汪先生彻夜畅谈!”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听着年羹尧的话,汪景祺不出声地笑了。只为刚才那一席话,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幕僚“晋升”为“汪先生”了。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他们的这个计划是庞大而又冒险的。如果说年羹尧原来的想法是“关门打狗”的话,那么现在可说是变成“逼狼出洞”了。按照他们两人反复合计好的方案,就是一方面封锁青海全省的粮道,一方面在下级官兵中放出风去说,天寒地冻,与其在这里无仗可打,又要耗费粮食和煤炭,不如回到兰州去,待到春暖以后再重行集结,大举进军,与罗布藏丹增决战。他暗地命令二十来名将校,东行去兰州的部队要大张旗鼓地行动,让沿途百姓和敌军探子确实相信我军是要回兰州去过冬。但行进途中,却要分做几支,暗地埋伏在指定的地点。担任埋伏的部队,要昼伏夜行,一路上封锁消息,并且每隔十里设一座烽火台。年羹尧所率的中军精锐,就驻扎在城外不远的地方,那里还设着全军最大的烽火台。只要这里烽火一起,全军要立刻杀奔西宁和塔尔寺。行动要快,下手要狠,逢村烧村,见人杀人,不给敌人留下一条活路,也不给敌人留下一张活口!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年羹尧瞪着饿狼一样的眼睛,格格地笑着说:“大家要心中有数,我唱的是一出假‘空城计’,就是一定要造成我大军东移的假相。所以凡是半路逃亡的,一律擒拿斩首。各军都要设立收容所,把掉队的人一概密送西宁。只有这样,才能诱使罗布藏丹增来攻西宁,然后四面合围,全歼敌军。你们都明白了吗?”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有人说:“大帅,西宁是我军行辕所在,也是我们的屯粮之地,假如我们前脚刚走,敌军随即就来,只靠老弱残兵是无法应付的。粮草有失,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年羹尧恶狠狠地笑笑说:“区区十万斤粮食又算得了什么?只消一把火,要不了半个时辰就烧得净光!”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要是罗布藏丹增不肯上当呢?”有人还是不放心,“天寒地冻,我军分散行动,远离中军和补给线,这可都是犯着兵家大忌的啊!”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你说得对,粮食最能要了人命!我们要过冬,敌人同样也要过冬,我已经卡断了所有通往青海的粮道,行辕里的十万斤粮食就是最好的诱饵。人,只要饿急了,就会什么也不顾的。我已经向皇上奏报了我们的计划,现在和众将约期半个月,十五天后,就是罗布不来,我也照样点燃烽火,你们就退回西宁来集结。这一冬,我宁肯饿死青海全省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听着这狠到极点,也毒到极点的话语,众将都不寒而栗。可是,军令如山,他们谁又敢说不执行?就在这时,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很不受年羹尧喜欢的人。谁呀,甘肃巡抚范时捷。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范时捷这个人是从康熙年间就入朝为官的,人倒是十分机灵能干,也颇为正直。可是,他有个小小的毛病,就是爱和人开玩笑,也爱别人和他胡闹。你越是骂他,他就越高兴;要是你三天不理他,不骂他,他就会浑身难受,甚至还会发脾气。十三爷允祥摸准了他的这个贱毛病,一见就骂,一见就让他趴在地上学驴叫。他还真不怕丢脸,不光是学驴叫,叫完了还要加上两声驴放屁,这才算过了瘾。他觉得十三爷瞧得起他,没把他当外人,所以他把十三爷当作了唯一的“知音”。十三爷说什么,他就乖乖地听什么,绝对不打一点折扣。年羹尧听说他很能干,就通过十三爷把他要到甘肃来当了巡抚。不过年羹尧不开玩笑,老是沉着个阴森森的脸,让人一见就心寒。也许是年羹尧太严肃了点,架子太大了点,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看得也太重了一点,所以,范时捷人虽然来了,却对年羹尧敬而远之,不常来往。他总是躲着年羹尧,不得不见面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年羹尧对范时捷也不满意,觉得这个人不会巴结,总是听调不听喝,不把他年大将军看在眼里。总之,年羹尧只要见到范时捷,就从心眼里感到腻歪。今天年羹尧一听说他来了,就打心底里烦。可是烦也不行啊,人家是甘肃巡抚,你大将军权势再大,也不能不见啊?说声:“传进来!”范时捷就大大咧咧地进来了。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年羹尧往下一看,这位五短身材,墩墩实实的范大人,闪着一对满不在乎的黑豆眼,身上的官服不知是剪裁不当,还是他不会穿,怎么看就怎么别扭。更让年羹尧生气的是,他进来之后,并没有像别的官员那样规规矩矩地行礼,既不报名,也不叩拜,却只是打了个千。年羹尧看着他这副贱模样,心里不痛快了,沉着脸问:“我这里军务正忙,你来干什么?”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我说的也是军务。”范时捷似笑非笑地说,“上次我向大将军要军帐,你要我去找兵部,可兵部说,所有的军用物资都拨到你这里了。所以,我还得来找你。甘西的驻军几十个人全挤在一座帐篷里,说句玩笑话,半夜里出去撒泡尿,回来就没地儿睡了。所以我才来请示大将军,应该发给我们的帐篷,何时才能够到手?”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年羹尧冷冷一笑说:“就这么点子事,你也值得大老远地跑来找我?”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哎,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范时捷没有一点胆怯,“还有,你要甘肃绿营兵马移防松潘,我也有点想不明白。岳钟麒将军驻军之地。就离松潘近在咫尺,何必要舍近求远地从甘肃调兵去呢。我想请将军三思,最好是收回成命。”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这句话说得虽然很随便,可是却正犯了年羹尧的大忌。年羹尧和汪景祺定好的这个诱罗布上钩的假“空城计”,是死死地瞒着岳钟麒不让他知道的。年羹尧为的是要独享胜利果实,独得皇上的嘉奖。所以在部署兵力时,把甘肃的绿营军调往松潘,名义上是防止罗布南窜,其实是阻拦岳钟麒抢功。现在范时捷要他“收回成命”,那不等于是与虎谋皮吗?可是,年羹尧的心事又不能向范时捷明说,只好敷衍他:“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范时捷却不是那么好打发的:“知道了并不等于给我解开了难题。我今天回去了,可明天兵士们照样没地儿睡,岂不是伤了大将军爱兵如子之心?我已将我的难处,向岳将军发了移文,请他再和年将军协商一下,最好是由岳将军驻守松潘,也免了甘肃军将的劳苦。”

  手里。

  范时捷说得十分轻松,可话一出口,却让年羹尧大吃一惊:“谁让你把部队移防的事告诉岳将军的?你有这个权吗?”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怎么没有,我不但有,而且这个权力还是你年大将军亲自给我的。”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什么,什么,我叫你这样子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看看看,大将军真是贵人多忘事。上次在甘东誓师您登坛阅兵时亲口说的嘛,您说岳将军是副帅,告诫众将说,以后有事,要随时向您和岳将军一齐通报,不得隐瞒。你说这话时大家都在场,也都听见了呀!不信你叫他们来问问,看我说的有一点走样没有。”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年羹尧万万没有想到,范时捷如此难缠。他说得振振有辞,又让你无法驳倒。心想,好嘛,你可真算是个活宝,我竟然拿你没有一点办法。他烦燥地挥挥手说:“好了,好了,你什么也别再说了。告诉你,你的差使我已经给你撤了,你回去把巡抚的一摊子事移交给布政使,然后就回家听参去罢。”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是!在下遵命。”范时捷不急也不气地说:“原来是您保荐我来甘肃的,我还以为您是一心为公呢,现在看来您并不待见我,那我就只好回去听参,也写我自己的申辩折子去了。正好,听说皇上有旨意让我去做两江巡抚,既然有人代理,我这就是向大将军辞行了。”说完,打了个千,起身又说,“大将军多多保重,我去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年羹尧这个气呀,他简直想把范时捷抓到手里揉碎了。看着范时捷走出去的背影,他在心里说:哼,小子,你这个两江巡抚的梦做不了十天,就得乖乖地回来听我的摆布!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可是,年羹尧也有失算的时候,范时捷就那么好摆布?他知道年羹尧是一定要告他的刁状的,所以他得赶在年某的前边。匆匆赶回兰州以后,他向布政使移交了差事,连家眷都顾不上带,就骑上快马直奔京城去了。回到京师,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西华门递了牌子请见万岁。皇上的旨意很快便传了出来,要他先到军机处报到。太监高无庸还告诉他说:“范大人,你来得不巧,太后今天犯了老病,凤体欠安。皇上一大早就过去侍候了,十三爷和十四爷大概也得进去。前边那里就是军机处,你先去见见张大人也好。”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范时捷来到军机处,见张廷玉、马齐都在这里,他一一参见了。他知道张廷玉是位道学先生,在这里他是不敢胡闹的。张廷玉待范时捷行过了礼说:“哦,老范进京述职来了吗?请先稍坐一下,我和孙嘉淦谈完就说你的事,哦,嘉淦,你继续说下去。”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孙嘉淦正在向张廷玉报告他去贵州的事:“张大人,杨名时和蔡珽互相攻讦的事,我已做了查问。云南有盐,要经过娄山关运往四川,杨名时下令开关,但要按章纳税。可是,有个叫程如丝的知府,却仗着蔡地的势力,强行以半价收购,从中获利,中饱私囊。杨名时撤了程如丝的职,但蔡珽却马上委派这个程如丝去当了娄山关的参将,照样盘剥盐商贩夫,激起了民愤。程如丝竟然调集了几千军士,鸟枪弓箭全都用上了,一下子就杀死了三百多人。为严申法纪,杨名时请出王命旗来斩了程如丝。我想去见蔡珽,可他竟然要我捧了手本报名进见!我一个左都御史,蔡珽不过是个驻外将军,他有这资格吗?所以我就拂袖而去,蔡珽也就上了这个参劾我的奏章。请张大人照我这话如实奏明皇上好了。”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张廷玉听了说:“嘉淦,皇上只是让我问一问你,并没有怪罪的意思。我劝你一句话,这件事你最好写成密折,或者亲自向皇上密陈。你要学会体谅皇上的难处,还要学会能顾全大局,而不要一味地使性子。你是言官,当然是看到什么就应该说什么。可是,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皇上现在一是要顾全太后的病体,二呢,还要不分昼夜地想着前方的军事。原来定好了的木兰秋狩都取消了,你要是再一闹,不是让皇上心里更烦吗?”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孙嘉淦低头想了一下说:“好,张中堂,我听你的。不过。也请中堂向皇上转告我的肺腑之言。我孙嘉淦不是在为杨名时说话,他是我的同年不假,他如果有错,我也照样参劾他!可是,杨名时在贵州,火耗银子只收到二分,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他却说:‘贵州这地方,是出了名的人无三分银。收他们二分火耗,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我向皇上打了保票,一年之内要粮银自给自足。我不苦点,不给百姓做个表率,怎么去要求下面的官吏和百姓,又怎么向皇上作交代?’中堂啊,我不是不懂道理,我是在为杨名时担心哪!我怕,怕他让蔡珽这个老兵痞子参倒了呀!”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张廷玉听了这话,也是十分感动:“你放心。杨名时向皇上打了保票,可皇上也给杨名时打了保票:六年之内,绝不调换他的巡抚之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孙嘉淦放心了:“张大人,有您这话,我就回去写我的折子,再也不会来打扰您了。”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张廷玉回过头来对范时捷说:“我这里事情太多,劳你久等了。我原来想着,你不会回来得这样快的,想不到你还是个一刻也坐不住的脾气。”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范时捷轻松地一笑说:“张大人,您哪里知道,年羹尧把我的差使给撤了,我不回来,呆在那里还泡的个什么劲?我这是赶回来听候处分的,我还想请见皇上,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两个上书房大臣听了这话都不免一惊,一位封疆大吏,与年羹尧根本没有隶属关系,却被年羹尧说撤就撤,甚至连中央机枢大臣们都不知道,这事也办得太出格了!他们正要说话,却见十三爷和十四爷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范时捷一见十三爷,就像见到救星一样,连忙迎了上去行礼叩见。可是,他一看十三爷那珠泪汪汪的双眼,突然站住了。十三爷强忍泪水,也只说了一句话:“太后……已经薨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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