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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哭灵乞儿得恩主,十三爷谈笑解兵危钱柜777登

日期:2019-08-22编辑作者:www.qg777.com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隆科多和马齐二人正在争执,十三爷允祥来到了这里。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就处理好了这二位大臣的纠纷。来到畅春园门口,又恰巧遇上八王爷允禩。允禩本来就是为这事来的,可是,他晚到了一步,已经计划好了的夺权阴谋,也只得以失败告终了。听见说皇上已经回京,并且要在丰台大营里召见大臣们,他愣怔了一下,可“因病不能去”这话,却没敢说出口来。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杨名时一气之下,摔了顶戴、拂袖而去,离开了贡院。可是,刚一出门他就愣住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要上哪儿去?申冤要找谁申,告状要上哪儿告?他看看天色,已经是起更时分了。现在去见皇上?不行!官门已经下锁,他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去六部或者顺天府?也不行,他手里既无关防,又没有部文,就是六部或顺大府接了状子,也还是要请示上书房。但一想到上书房,他就立刻联想到了张廷玉。他要告的就是张廷璐哥俩,状子送到张廷玉眼前会是什么结果,那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但今晚如果不把他看到的事情给桶出去,到不了天明,他就会大祸临头。张廷璐还不得安他个畏罪脱逃,或者什么别的罪名啊?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可走的路,那就是到西华门去,击登闻鼓、撞景阳钟,逼着雍正皇帝在夤夜起身召见他。

  允祥此刻还有事要办哪!那不,李春风早就在等着他了。此刻,李春风见十三爷出来了,便连忙跑了过来,打千请安:“奴才叩见十三爷。听说您要见我?”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他反复思忖,想来想去,却怎么也不敢下这个决心。因为三更半夜去撞景阳钟,本身就是有罪的。哪怕你告的全对,告的再准,也要受到流配三千里、发往军前效力的处分。这样一来,张廷璐倒了,可他自己十载寒窗、七场文战挣来的功名,也将付之东流。什么少年得意、建功立业、飞黄腾达、名垂青史,等等等等,总之,一切的一切,全都得化成泡影!到那时就是偷窃并买卖考题、科场舞弊的这些人,被杀、被关,甚至被剿家灭门,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行,不能这样莽撞。刚才自己在考场里已经干得够出格的了,现在要想个万全之策。

  允祥笑着说:“你不是在西山的锐健营里当差的吗,跟着十七爷还好吗?怎么又到了步兵统领衙门?现在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你既然回到京城,又听说我病着,就舍不得去给我请个安?真是谁养的狗看谁的门了!”他说得十分轻松,也十分亲切。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杨名时坐在大轿里,神思颠倒正在无计可施之时,突然看到前面一座驿馆门前亮着一排大灯。灯上明明白白写着八个大字:“钦奉江南布政使李”。门前灯下,还站着六个彪形大汉,腰牌佩剑,威风凛凛地守在门口。杨名时以手加额,高叫一声:“天意,天意呀,是李卫进京来了!此时此刻让我遇见了这个人,真是天不绝我啊!”他在轿子里把脚一跺说:“快走,抬到那边去!”

  李春风忙说:“十三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奴才哪次调差,不是经您亲手批的札子呢?我先去了云贵,又回到北京。一回来,头一件事就是给您请安。可是,我到王府里去了几趟,府里人都说您正病着,说什么也不让奴才进去。唉,谁叫奴才职位太低呢?哦,今儿个奴才瞧着爷的气色……”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这个李卫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可是这部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李卫原来并没有名字,他只有一个小名叫狗儿,是雍正皇上当阿哥时收留的一个要饭化子。他的事,要细说起来还真有点让人好笑。当时的四阿哥胤祯奉了康熙皇上的旨意,到江南去办差。这一天胤祯化装私访来到大街上,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又哭又喊地闹得邪乎,就走上前去想看个究竟。来到近前,却见是两个逃荒要饭的孩子。一个已经死了,一领破席盖着脸,席下面只露着两只黑脚丫子。另一个却在声嘶力竭地哭着:“哥呀,昨天你还好好的,怎么一夜功夫就死了呢?你一死,叫我和妹妹怎么活呀……乡亲们,大爷、大叔们,你们可怜可怜我,施舍给我们几个钱吧……”。旁边有不少人围着他们看热闹,也有好心的人往他们身边扔上几个铜板。还有人在劝着:“孩子,别光顾哭了,找个地方,把你哥埋了算了。这年头……唉!”

  允祥一笑打断了他:“算了,算了,别说这没用的话了,让我看看你的兵。他们都是你今天带来的吗?”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就在这时,从东边走来一个人,手里拉着一个小女孩。那女孩看样子也就是八九岁,一边走,一边挣扎着哭闹。那个人走到人群跟前说:“这孩子谁要?我是昨天刚把她买下的,她进了家门,除了哭,还是哭,真把我折磨够了。谁要,我现在就卖,只要四两银子,便宜!”

  “是。”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那年黄淮发水发的大,到处可见逃荒要饭的人,也到处都有倒毙路旁的饿殍。这种情形,四爷见得多了。康熙皇上就是因为要弄清水灾的真情,才派了四爷出京的。当时的四爷胤祯,胸怀大志,一心想了解民情,为以后担当大任做准备。他有个习惯,专门收留那些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人。他知道、把这些人收来做家奴,他们是永远也不会背叛主子的。眼下看到这个女孩子十分可怜,便向跟他出来的戴铎递了个眼色。戴铎就拿出钱来,买下了这个小姑娘。小姑娘走到那个正哭着的孩子面前说:“坎儿哥,我就要跟这位大爷走了。给你,这是大爷给的四两银子,这钱,够你们俩吃几天饱饭了,以后你们俩也不用再替我操心了。”

  “一共是多少人?”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哪知,这句话刚一出口,地上躺着的那个“死”了的孩子,却突然又“活”了。他上前一步拉住那女孩说:“不,你不能就这样走。我和坎儿无论受多少苦,也要挣够这四两银子把你赎回来。要死要活,好歹咱们得在一块。”

  “回十三爷,一千二百人!”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死了的人竟然还能活,可把围观的人们吓了一跳。可仔细看看,这事又千真万确。胤祯来了兴致,把他们三个都叫到一边去问了一遍。原来这是同乡、同村却不是一家的三个孩子。装死的那个叫狗儿,装假哭灵的叫坎儿,女孩子叫小翠。因为家乡遭灾,断了生路,才结伴跑了出来要饭的。但遍地都是饥民,要饭也不是好要的。女孩子不想让两个哥哥挨饿,就自卖自身;两个男孩子又不忍和她分离,更不想让她受苦,想挣回她卖身的四两银子,把她赎回来。胤祯听了深受感动,他想想自己虽然生在天家,可是,兄弟几个恨不得你咬死我,我吃掉你,哪有这份真情啊!胤祯看着这三个孩子又都绝顶聪明,尤其是狗儿和坎儿刚才的表演更让人叫绝。他们虽然是恶作剧,但装哭、装死都装得骗过了满街人。就这份机灵,也真是讨人喜欢。于是,他便把这三个孩子全都收留在身边。两个男孩子,当了他的书僮,女孩子则跟着福晋当使女。坎儿不言不笑,很爱读书,心思全装在肚子里,外号叫“缠死鬼”;狗儿爱说爱动,一见书就头疼。可他的脑子灵活,歪点子一眨眼就是一个。他也有个外号,叫做“鬼不缠”。俩人一奇一正,都成了胤祯须臾不离身边的小厮。

  “嗯,好!”允祥巡视着畅春园门口,这里聚集着四个方队。方队里的兵士们纹丝不动地站着,整整齐齐,很是威武,允祥边看边说,“兵带得不错,满有规矩嘛,你真出息了!”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后来他们都渐渐大了,也就多了一番心思。不知他们怎么得的机会,狗儿竟让小翠怀上了身孕。胤祯的家规十分严厉,当时就把狗儿吊起来抽了几十鞭子,还说要把他们俩发往边疆去给披甲人为奴。四王爷从来是言出法随的,谁也不敢为他们求情。就在这时,邬思道帮他们说了话。他说:“四爷,你家里养了这么多下人,又大都是你从水里火里救出来的。他们今生今世永远是你的奴才,也永远也不会叛你;但他们也是人,也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准他们结亲,就少不了会有男男女女、苟且偷情的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何不为他们开一个方便之门,让他们成亲生子呢。他们在你的府里生养儿女,就成了你的家生子儿奴才。那你不是又有了两代、三代、无数代的奴仆吗?”

  “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十三爷的提拔。奴才自己有什么本事?”李春风赔着笑脸说。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胤祯一想,对呀!便饶过了狗儿和小翠,让他俩正式结成夫妇。后来又给狗儿起了个大名叫李卫,放他去四川成都当了个县令。从此,这李卫便入朝为仕,应了那句“宰相家人七品官”的话。这李卫虽然当了官,可他那顽皮、捣蛋、恶作剧的毛病,不论到哪里都改不了。不过他对四爷,也就是如今的皇上的那份忠心,却也是没人能比的。所以,雍正皇帝表面上骂他,心里却是十分爱见他的。李卫升官升得比谁都快,就是一个明证。不过他也很能给雍正争气,在朝里、在外边都给雍正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

  允祥也笑了:“好,你这碗米汤把爷还真灌晕胡了。爷告诉你,带兵要讲两个字,一是要‘严’,一是要‘爱’。你瞧瞧,这大热的天,怎么老让他们站在毒日头底下呢?去,传令给你的兵士,叫他们都上那边大堤上歇着待命去!”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当年在四阿哥府里的,不光有狗儿坎儿这两个孩子,还有邬思道这位才思敏捷、谋事深远的旷世奇才。也还有文觉、性音这两个武功出类拔萃、世上难得一见的高僧和尚。在胤祯没有当上皇帝之前,这些人都是最肯为他卖命的人,也都为他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出了大力。可是,雍正一旦当上了皇帝,却又感到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怕万一泄露出去对自己不利。所以,就在雍正即位两天后的一个夜里,他们也都遭到了“粘竿处”的毒手,死于非命。可怜那个叫坎儿的孩子,因为他的差使是在书房里给四爷管文墨,也替四爷照顾邬思道和文觉、性音两位和尚,他知道的又大多是雍正和阿哥党争夺皇位的事。他就成了第一个不能留下的人,与性音和尚一起走向了天国。邬思道之所以熊够幸免于难,一来因他是个残疾,没有了继续参与政务和争夺权位的本钱;二来,他又是位绝顶聪明的人。雍正刚一登基,他就提出,要从此归隐林泉,作一个隐姓埋名、与世隔绝、永远让别人看不到的人。雍正念及他曾经为建立雍正皇朝立下的功劳,也真是对他下不了手,这才让他离开了北京。但是却不准他归隐林泉,而只让他归隐于世,作个朝廷的耳目。这就是李卫和年羹尧两人,把邬思道介绍给诺敏的起因。不过这件事既属秘密,杨名时是不可能知道的。别说他不知道,就连狗儿李卫也是迷迷糊糊的。他只知道他的坎儿兄弟是得了急病死的,夫妻俩还为此洒下了不少同情和怀念的眼泪。

  ·扎!”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杨名时早就认识李卫了。当年李卫曾作过云南监道,和杨名时有过一段交情,俩人谈得十分投机。他知道要干今夜这事,非李卫这样好大喜功的少年新进不可,非李卫这个从皇帝身边出来的人不可,也非李卫这样的泼皮无赖不可。可是,李卫远在天边,上哪儿去找他呢?今天真是巧了,想谁有谁。这李卫早不进京,晚不进京,偏偏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就来了,他怎么能不高呼上大有眼呢?

  李春风单膝一跪,答应一声,便跑过去下了命令。兵士们一听,“嗷”地一下,便分散跑开了。原来弥漫在这里的肃杀气氛,也在这声欢呼中烟消云散。隆科多不高兴了:这李春风怎么这样不懂规矩?身为带队的牙将,连本官也不问一声,说散就散。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九门提督吗?他脸色气得煞白,可是,又不敢当着允祥的面说出来。而允祥好像根本没见到似的,为自己轻易地处理了这一触即发的局势感到欣慰。他不敢在这里多停,便连声招呼大家上轿。隆科多也只好跟着允禩、允祥的明黄大轿,来到了丰台大营。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杨名时催促轿夫紧走几步,来到李卫住的驿馆门前,向守门的军士递过自己的名帖。那守门军士一看,知道是位大人物。连忙过来打了个千说:“杨大人,按说,您老来,小的是一定要替您通禀的。可是,我们老爷刚才发下话来说,今天晚上,除了皇上,他谁都不见。他正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给万岁爷写奏章哪!”

  毕力塔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见大轿落下,连忙上来向二位王爷请安,又说:“丰台的中军大帐现在是皇上驻跸之地,方先生和张中堂正在和皇上说话。皇上有旨意,让各位不必在此候见。”说完向马齐和隆科多略一注目,便算是行了礼。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你看看我是什么人再来说这话!”杨名时着急上火,他一刻也不能再等了。

  马齐不在乎这些,肃立着听了旨意,跟着前面的允禩就向里走。隆科多却心神不定,他刚和毕力塔闹得不可开交,把这位将军得罪的够苦了,不知这次进去,会有什么结果。看看今天来的人中,马齐是对头,自不待说;张廷玉和方苞二人,都是铁杆儿的忠臣;三贝勒弘时,如今成了缩头的乌龟,连面都不露了;只剩下一位廉亲王,他的奸滑和狡诈都是早已出了名的。如果遇上了什么事,这位八王爷会不会“舍车马保将帅”,跟着别人把自己往死里整呢?他越想,心里就越不踏实。原来打算好了的那些“光明正大”的理由,也觉得说不出口来了。他心头好像装进去了一群小鹿似的,七上八下地怦怦乱跳。冷汗热汗一齐流出,竟也顾不得去擦。进门时,好像听十三爷对毕力塔说了句话,让他给李春风的部队送些绿豆汤去解暑。这句话,隆科多听了,也好像在敲打自己一样。迷迷糊糊之中,已经来到中军行辕外了。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那把门的又是一个千说:“大人,小的知道您老身份尊贵,可我家老爷的脾气您大概也知道,小的担待不起呀!老爷说了,今夜不论是谁来拜见,都要统统挡驾。等明天一早,他见过皇上以后,再挨家挨门地去给各位大人赔礼请安……”

  雍正皇帝在里面笑着说:“都来了吗?快进来,大热的天,不要闹那些名堂了。”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杨名时火了:“什么什么,我来拜他?我和他一样的品级,我凭什么要来拜他?他的底儿我还不知道吗?他写的什么奏章,他会写奏章吗?”杨名时一怒之下,也不再和那个守门的纠缠,冲着里面就大声骂了起来,“李卫,你小子现在哪里?给我滚出来!老子杨名时来了,你是见也不见?”

  大家听到这话,也都鱼贯而入,行礼叩见,因为外边太阳光很强,他们刚进来时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觉得这里十分清凉,原来大厅四周都摆满了大冰盆。允祥身子虚弱,竟不禁打了个寒颤。马齐正要上前说话,却被允禩抢先了:“刚刚进来时,因光线暗,看不太清。现在仔细瞧瞧皇上的面容竟是如此健旺,只是稍微清减了些,也晒黑了点。这些天,快马一天一报,说皇上还在山东。说实在的,连臣弟也松懈了。算着皇上大概还要等个五七天才能回来,哪知皇上竟微服回京来了。皇上亲民,当然是好的,可是,皇上乃万乘之躯,白龙鱼服,万一出点事,哪怕是丁点差错呢,可怎么才好呢?”他说着,说着,眼泪竟然流了下来。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话音刚落,便见李卫光着两只脚丫子跑了出来,一边跑,一边还大声叫着:“好我的杨老师呀,你怎么会到我这里来?快,快进来,我这儿正作难呢。上次写给皇上的奏折,皇上看了把我骂的那个惨哪!说我一封奏折里错别字三百七十一,占了一半还多。皇上骂我混蛋,说我是个狗屁不通的东西。今儿个你来得正好,快帮我把这奏章写完了,我请你喝酒行不行?哎,我听人说你现在正在当着顺天府的大主考。你怎么会有功夫出来,又怎么会找到我这里来呢?”

  张廷玉心里从来都是善意待人的,见允禩这样动情,这样真挚,自己的心中好一阵惭愧,觉得错看了这位亲王。隆科多却是心头一颤:好家伙,八爷果然如此狡猾奸诈!别说他不当皇上了,就是将来有一日他真的南面为君,也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子!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杨名时眼下没功夫和这个叫化子说长道短,更不想上他屋里去喝酒谈天。他站在院子里把考场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李卫,你知道这事有多大吗?我如今既不能告到上书房,也不能告到顺天府。天晚了,宫里我又进不去。我都急死了,哪还有闲心陪你喝酒,帮你写奏忻?快,你得给我想想办法,这事我可是只能靠你了!”一边说着,一边把那个从伯论楼得来的考题递了过去。

  雍正皇帝此刻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抬手招呼大家起身,又满面笑容地说:“难为你们想着朕了。其实朕坐在乘舆上走马观花,又能看出什么名堂来?朕心里还惦记着年羹尧进京演礼的事,所以就索性和廷玉一起,扮成客商回来。哪知,却差点连丰台大营都进不来。哈哈哈哈……”笑声中,他突然话题一转说,“这次出去,真是获益良多呀!朕去到小饭店里用餐,才知道朕的雍正钱还没有真正流通;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八百制钱,可是,库里的雍正钱却多得积罗盈案!还有,佃户们为了少缴粮,把地都写在缙绅们的名下。朝廷得不到一点实惠,却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朕如果不出去看看,一味地垂拱九重,这些利弊又到哪年哪月才能知道?马齐,你是管着这事情的,说说,朝廷限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库银,一律不准收白银,而要改收制钱,这通令发下去了吗?”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李卫接过来一看,一多半的字他都不认识。可是,李卫不愧是李卫,也不愧人称“鬼不缠”,办这一类的事他自有他的办法。他回身叫过一个师爷来说:“去,你亲自带上几个人把贡院给我封了。一个耗子也不能让他跑了出来,同样,也一个耗子不能让他钻了进去。”

  马齐听见皇上问话,连忙回答说:“回皇上,廷寄十天头里已经下发各省,是臣和隆科多联名发下去的。有的省离京远了些,恐怕还未必见到。官绅一体纳粮的事,田文镜还在试行,遵旨稍后再办。”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是!不过,顺天府的人要是遇上了,怎么对答?”

  “嗯,好!”他回头看看允禩问,“八弟,听说你病了,现在好了些吗?”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妈的,你真苯!带上我的名帖,让他们瞧瞧不就得了。告诉他们说,赶明天我亲自去见他们这些狗日的。”

  允禩连忙站起来回答说:“臣弟不过是受了点热,头有点发晕。今天刚好了些,才出来视事,赶巧皇上就回来了。”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那师爷答应一声带着人走了,杨名时却看得呆了:“我说李卫,你小子这是怎么用人的?别人家请的师爷,都是帮助出出主意,写写文章什么的,你可好,把师爷当带兵的用了。”

  “这就是缘分哪!”雍正似笑非笑,好像在谈论家常一样地说:“既然身子好了,有些事情,朕还要倚重你来料理料理呢。年羹尧即将到京,劳军的事朕就偏劳你了;旗人分田的事,朕看了马齐的折子,还是个办不成;还有年羹尧一回来,允禟自然也跟着回京,允礻我和允禵他们,也让朕头疼。朕其实并不想惩治他们,他们却为什么总是怨天怨地的呢?他们和拉了亏空的官员们牵扯太多,在京又不守政令,如果仔细追究起来,是难逃罪责的。你这位当哥哥的出来劝劝他们,大概还有点用吧。”说完,脸上已经没有笑容,只是低着头喝茶,却一声不响地等着允禩的回答。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咳,管他呢!他拿了我的钱,就得给我干活。我这里哪有那么多的文章好写?”

  允禩本来作好了准备,要回答皇上问他为什么搜园的事。可没有想到,皇上从这几件自己没想到的事情上下手了。他低头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哪件好说,就说哪件吧:“回皇上,劳军的事,臣弟已和隆、马二位还有十三弟会商过多次了,断断不会误事的。只是,年羹尧带兵回来,住到哪里,我们却定不下来。大热的天,也不宜征用民房。十三弟病着,臣弟与舅舅商量是不是请丰台大营里腾出几间房来。大伙匀着点,不就是三千人嘛。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那师爷果然麻利,片刻功夫便带着百十个亲兵飞马走了。杨名时看着这情景,不由得又是一阵感慨:真是书生无用啊!这李卫斗大的字还认不了一口袋,可是干起事来却这么雷厉风行,令出禁止。他真是个干大事的材料,这“鬼不缠”的雅号还真叫对了!不过他细心一想,却又有点想不通:“哎,小子,你当上江南布政使的消息我早就知道了,可你不在江南好好办差却到京城里干什么来了?就是要向皇上述职,也不能带这么多的兵啊!刚才我怎么没有看见他们是藏在哪里的?”

  “嗯。”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李卫不出声的笑了:“好我的杨老师,这可是你们这些个文人们不敢想、也不敢干的事情。告诉你吧,兄弟我这‘江南布政使’不过是个名号,是面旗子。其实,我干的却是杀头掉脑袋的事。”

  允禩见雍正不置可否,只好继续说:“旗人们分田的事,差不多也办下来了。在京没有差使的旗人,共有三万七千多。每人分田四十亩,都在近郊,离家近,又都是上好的土地。”说完他抬头看了一眼雍正皇帝。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嗯。”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允禩纳闷了,皇上为什么不说话呢?按他原来的打算,先说旗人们的事,就可把今天的话题岔开了。因为谁都知道旗人的事情最是难办。这些个人旗子弟们,亲套亲,人连人,各有自己的旗主,也各有各自的后台,哪个也不是省油灯。再往上,就到了几个谁都惹不起的铁帽子王爷了。他提起旗人的事,就是要雍正皇上去和八旗旗主们打擂台、对花枪,至于谁胜谁败,那就要看皇上的本事了。可他没想到,他的话好像皇上并没有注意,只是一个劲地“嗯”着,让允禩简直摸不清大小头儿了。皇上的问话,他还没回答完呢,就还得继续说下去:“至于允礻我、允禵他们,也各有各的难处。允礻我在口外水上不服,常闹肚子。上回就写信给十三弟,诉了诉苦,说他现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他想请十三弟替他在皇上面前求个情,让他能回京调养。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他性情高傲,心里有不痛快是真的,但他却不敢怨恨朝廷。十四弟办事能力还是有的,今天我也想替他向皇上讨个情,让他回京严加看管是不是更好一些。”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雍正不声不响地听着,一直等允禩说完了,才冷笑一声说:“好好好,你说得真好。朕在外面栉风沐雨地巡河工,访民情,你们却坐在北京城里想着点子糊弄朕!听起来头头是道,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旗人,十个里头,连一个真去种田的也没有。他们分的田地,有的租给别人去种,更有的干脆卖了!朕原来想让他们学得出息些,哪知反倒让他们手里有钱去吃喝玩乐了!老十有病,老十四也有病,这些朕都知道。可他们害的却是心病,心病好了,什么病都没有了。朕自登极以来,前前后后一共抄了一百四十多个官员的家。这一次又下了朱批,要查抄李煦等二十四家,这份朱批朕出京前就交给了你,你为什么至今还不发出去?嗯?”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雍正这话说得平平淡淡,可是,哪一句都像刀子似的,犀利无比。允祥心中一惊:难道皇上今天就要处置允禩吗?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允禩现在心里最怕的是说隆科多的事,别的他心中虽也不安,却并不服气。他想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挨训,不如横下一条心来给他顶回去!便头一梗大声说道:“回万岁,这些事说着容易办着难。先帝爷何等英明?万岁何等刚毅?施世纶他们又是何等的清正强干?可是,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今,已过去了十八年,结果如何呢?所以臣弟以为,这样大的事,想一蹴而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如今天下已是人心不安了,李熙七十多岁的人,又有擎天保驾的大功。他还债已经还得家无隔夜之粮了,还要再抄家,能抄出什么来?这样抄法,也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吗?要是万岁一定要说臣弟办事不力,臣弟也认了。臣弟甘愿也去守陵,请皇上另派能员,免得臣弟误国之罪!”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允禩要撂挑子!这里的众人一听全都呆住了。允禩不是这样的人哪,平日里温文敦厚,笑模笑样的,谁不说他是“八贤王”、“八佛爷”呀?怎么他今天跳起来了,要和皇上较劲了?大帐上下,一时间掉根针都能听见,连雍正皇帝也被这突然的变化惊住了。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雍正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也并没有被允禩这故作姿态的话吓住。他盯着允禩问:“老八,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这是议事,你呕的什么气呢?”雍正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说:“朕早已落下‘抄家皇帝’的恶名了,可是,朕自己心里有数。施恩是应该施恩的,但绝不是你那种施法!现在是要整顿吏治,整好了,朕自能把这个恶名改过来。先甜者必后苦,甘于苦者也必甜,这就是朕的心思!如果听任这些贪官污吏们攫取不义之财,肥身家,养子孙,那我们大清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贪墨即是国贼,凡贪墨者就必须受到惩治!朕是抄了许多人的家,可抄出来的银子,并没有中饱朕的内库,装进朕的腰包。老八你说说,朕何错之有?”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抄家,抄家,闹得朝廷上下人人谈抄色变,有的人连打牌都打出了‘抄家和’!官员们都是十年寒窗的士大夫,难道给他们留一点脸面都不成吗?这朝廷里,难道就不指望他们出来办事了吗?”老八今天是不顾一切了,他就是要和皇上谈这个大题目。他知道,只要说到这上头,就永远也谈不完。所以,他理直气壮,不惧不怕,侃侃而谈,振振有词。张廷玉看着雍正的脸上布满了乌云,怕他立刻就要发作,连忙向方苞递了个眼色。方苞当然明白,他站出来说:“八爷,主上刚刚回京,鞍马劳顿。这个题目又不是一下子就能谈完的,还是留待以后慢慢地说吧。”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可是,已经晚了!雍正的神色变得十分可怕,他带着一肚子怨毒之气说:“方先生,您看错了,朕未必非要和允禩说这件事。没有张屠户,就吃浑毛猪吗?”他回头又冲着允禩说,“你当然是好人了,事事处处总在替别人着想。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又怎么能用得起你这圣贤呢?你现在不是有病吗,那就回家去歇着吧,朕随后就有旨意给你的。”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堂里堂外的几十个人,全都听得心里发毛。怎么,一言不合,就把这位议政亲王撵回家了?那下边的戏还要怎么唱呢?允在却抓住了把柄说:“臣弟只是与万岁政见不合,并没有自外于皇上的意思。既然皇上这样说了,臣弟当然要凛遵圣命,回家养病读书去了。”说完打了个千回头便走。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雍正气得直喘粗气,心想,你想撤手就走,没那么便宜。他突然高喊一声:“慢着!”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允禩刚走到门口,听见这声喊,又转过头来,不慌不忙地循着规矩地深深一躬问:“万岁爷还有什么旨意?臣弟恭凛圣谕。”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你要读的那些书,全是做官的学问。我这里倒有一本书,对你很是有用,你不妨看看。”雍正嘴角上吊着轻蔑的冷笑,回头从案上的卷宗里抽出了一个折子,递给隆科多说,“舅舅,这是李卫前些天上的折子。里面有一首《卖儿诗》,你拿给允禩带回去看看。民为国之本,让咱们的这位廉亲王,好好地体会一下,怎么才能称得起这个‘廉’字!”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隆科多早就吓傻了。听见这声旨意,他战战兢兢地走上来取过折子,又小心翼翼地递到允禩手中。允禩却看也不看,说了声“遵旨”,接过来就转身走了。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他又指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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